刘钝 ：30年内中国人可能还会拿诺奖，但出不了第二个杨振宁
问：杨先生百岁诞辰，很难得，杨先生的生日是几号？
刘钝：杨振宁先生到底是哪一天生日？至少对我本人还是个谜。无论看他的传记，还是在维基、百度上搜索，都是10月1号。他二弟杨振平写的《父亲与大哥》中也说，“1922年阴历8月11日，大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翻检《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那一年的阴历八月十一日正是公历的10月1号。
还有人发现，杨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两篇科学论文，刊出的日期都是10月1日。不过还有一个不乏依据的说法，称杨先生的生日实际上是公历9月22号，据说他的旧护照上写的是这个日子。9月22日新华社通稿中用的也是这个日子；但当晚cctv-4首播的《大先生杨振宁》第一集中则是10月1日。我不知道哪个更确切，可能要向杨先生本人求证。
不管怎么样，这次清华大学携手中国物理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在国庆日前一周举办庆祝活动，9月22日庆寿，9月23日学术研讨。在22日的庆寿活动中，杨先生精神矍铄，与大家合影留念，接受领导与各方人士的祝福（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与国外的线上贺辞）。杨先生在几分钟的简短讲话中，感情充沛、条理清楚地回顾了他与邓稼先的深厚友谊，特别阐释了最近公布的邓稼先给他的一封信中“千里共同途”的深意。
杨振宁先生在9月22日的祝寿与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公号
问：您跟杨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刘钝：我是搞科技史的，认识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张奠宙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泛函分析专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家）。1991年他到美国访问，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多次会见杨先生。不久他就给我写信，说杨先生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经过及其早期发展很有兴趣，让我提供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我就把那几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寄给张先生，由他转交杨先生。
1993年，杨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报告的题目叫《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里面提到了我那几篇少作。这篇演讲发表后曾被许多媒体转载，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专业上更没有交集。到了1996年，我们要在深圳举办第7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当时我刚出任分管国际合作的副所长，我们的老所长席泽宗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史家）与杨先生结识于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他说可以尝试邀请杨先生前往深圳出席这次会议。
当时我们想试试无妨，杨先生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们一个小学科的会议，未必就能请得动。没想到杨先生欣然应邀，大概是从香港那边过来参会的，会议期间还接受了我们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称号。要知道，我们这个所在中国科学院里是一个小单位，但是杨先生接受了这个头衔，我感到挺意外的。
我记得会议开幕式前，席先生跟杨先生还有当地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席先生把我叫上去，对杨先生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某某。杨先生反应很快，说我知道他。他这么一说，我也是有点儿受宠若惊。这么看，杨先生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记性特别好，许多小事情和小人物他都能记住。
1996年1月深圳7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开幕式前。受访者供图
以后与杨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些，比方说他的《曙光集》发布会、三联版《杨振宁传》的发布会，杨先生都把我圈进嘉宾名单里，那我就跟着去学习吧。
还有一个因素是“朋友圈”的交叉，例如陈方正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资深教授，曾任该校秘书长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和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以及杨先生不同传记的作者江才健（台湾资深媒体人、科学记者）、杨建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教授）、高策（山西大学科学史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等人，都是熟人。
杨先生与翁帆女士编著的《曙光集》、三联版《杨振宁传》的责任编辑徐国强，是我在科学史研究所的最后一名博士，他是清华大学物理与中国文学的双学士，杨先生对他的编辑工作十分满意。
2011年9月15日，杨建邺《杨振宁传》新书发布会。徐国强供图
问：杨先生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视么？
刘钝：杨先生对科学史我感觉是蛮喜欢的，他在多篇文章中述及物理学史，例如1986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演讲，就分别对费米、泰勒、奥本海默、爱因斯坦、泡利、海森堡、狄拉克、昂萨格这些大物理学家作了点评，也述及自己和他们当中多数人的关系。他对20世纪初几位大物理学家风格的归纳十分精辟，这是专业科学史工作者无法胜任的。他对中国现当代物理学史的研究也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我现在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做点事，这个系是2017年设立的，学校领导很支持，吴国盛教授为创系主任。当年6月30日，杨先生出席了建系揭牌仪式。他年事已高，平常是不怎么走动的，一般人也不会去惊动他，但他还是到场祝贺并发表讲话。
2017年6月30日，杨振宁先生与邱勇校长等人共同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揭牌。清华科学史系供图
问：您之前担任过国际科学史学会的主席，是首位华人主席，这跟杨先生有关系么？
刘钝：没有关系，但杨先生鼓励科学史研究是确实的。他一直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认这个账。
2005年，我的所长任期即将结束，恰好那一年我们要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地点在北京。那一年很重要，是国际上的“爱因斯坦奇迹年”。
为什么叫“奇迹年”？因为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论文，在三个方面取得伟大成果：一是狭义相对论，二是光量子假说，三是分子运动理论。这是继牛顿1666年三项重要成果（万有引力定律，微积分与光的解析）诞生后，人类科学史上第二次“奇迹年”的出现。这么巨大的成就，改变整个科学的面貌与人类的世界观，一年间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突然迸发出来，如同《圣经》里宣称的“奇迹”一般。
我们的会议主题之一就是要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当然就想到要请杨先生做大会报告。他当时已定居北京，我们请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考虑到杨先生年纪大了，不好意思让他写文章，但我刚好看到他前一年在爱因斯坦家乡德国乌尔姆市举行的会议上的文章，感觉写得很漂亮，我就问杨先生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大会上报告此文。
杨先生却说，不，我给你另写一篇。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爱因斯坦：眼光与机遇》。杨先生在开幕式后用英文做的大会报告，翁帆译成中文后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发表，后来不断被转载和引用。
2005年7月23日，杨振宁先生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作《爱因斯坦：眼光与机遇》的大会报告。大会秘书处提供
问：交往这么多年，杨先生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刘钝：印象特别深的地方，杨先生是个性情直爽的人，讲话不会拐弯抹角的，平时他是什么问题都讲，家庭童年、和父母亲在合肥与清华的生活、去国外读书的情况，等等。他也非常关心社会层面的事，例如批评《易经》和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反对建造大型超导对撞机，这些大家都知道，也引起大争论。
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有关中国是否要建造大型超导对撞机的讨论（不算看热闹起哄的跟贴），论辩双方都抱着平和理性的态度参与，是一个健康的学术争鸣，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杨先生记忆力非常好，平易近人，逻辑清楚，从我第一次见他到现在，2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4月，杨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给本科生们做过一次报告，回答问题时应对自如，逻辑清晰，给人感觉他的思维如同他喜欢的诗句一样，“秋水文章不染尘”。当时大礼堂近千个席位都已坐满，气氛非常热烈。我一个非常挑剔的同事说：“杨先生不是凡人，就是个老神仙。”
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家国情怀非常重的人，不但是顶尖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从他言谈举止能看出，他的老父亲杨武之先生，一位有名的代数学家、清华教授，从小就请人教他读孟子，讲一些国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深深影响了杨先生。
问：您说到杨先生性情直爽，有例子么？
刘钝：2018年9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玉泉路校区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当时也正好赶上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合在一起开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杨先生去了。他在会上讲了很多事情，其中讲到“中国的科学史做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一些媒体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让很多做科学史研究的人感到压力。
我是非常坦然的，感觉杨先生批评得对，“一塌糊涂”是他对某方面不满意的常用语。他是针对我们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早期贡献缺乏认知而说的，在这方面，无论是对原始文献的分析还是与国际同行的对比，中国科学史界做得确实不够。
记得杨先生曾在一个场合讲过，至少有五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家的工作值得深入研究，这五人是王守竞、吴有训、王淦昌、赵忠尧和吴大猷。作为一个大物理学家，他自己亲自垂范，利用业余时间对赵忠尧在电子偶湮灭方面的观测、王淦昌涉及中微子探测的实验设计，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他们在上世纪30、40年代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发现的现象与提出的研究和实验思路，都是不得了的创举。
杨先生的研究很深入很细致，这些本来是应该由科学史家做的，所以他的批评没错。这也反映了杨先生很直率，他说话不会考虑你是谁，要不要换一种口气。
当然，我认为杨先生不是说整个中国的科学史研究都不行，不是要对整个学科进行颠覆。据我所知，钱临照教授就指导研究生做过有关的论文，后来我也寄了一本科学史所老专家戴念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给杨先生。
毕竟我们这个学科有它的特殊性，既需要从业者具有文史哲方面的人文修养，也要懂得科学；但要做到杨先生那个份上，必须达到他那个眼界，具备他那种造诣才可以。
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演讲。图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杨天鹏
问：杨先生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钝：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在清华园里我有时候会偶尔见到杨先生，记得有一个周末，在清芬园教工食堂，当时人很少，我看到杨先生在前面，翁帆在旁边帮着取餐。这种情况下，我就提醒自己走慢点，不要去打扰他们用餐，行个注目礼就好了。
我也去过杨先生在清华园的家——“归根居”，这名字是他自己起的。
杨先生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但是听力不太好。我记得可能他右耳听力不行，你看他跟翁帆在一起的相片，翁帆常常是坐在他左侧，说明必要时需要有人帮助，特别是重要场合他怕听漏了什么。
毕竟年岁大了，他晚年行动也不太便利。有一次我问他，您的健康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也不怎么锻炼，只是每天坚持在屋里走15分钟，拄着拐杖在屋里行走，他说这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你不要去扶他，因为杨先生有自己的力学平衡系统，你要是有外力的扰动，就会破坏这个平衡，反而不好了。有时候别人不知道，特别当他下台阶的时候，想去扶一把，他就叫别人不要动，自己慢慢走下来。他的司机也知道他的习惯，就把车门拉开，让杨先生自己慢慢坐进车里，他一般不要人去搀扶。不过这大约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问：杨先生生活中有什么消遣么？
刘钝：2018年那次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会议之后，杨先生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聊一下吧，后来他就约了在清华大学甲所用餐。这种场合翁帆一般都不去，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杨先生由司机接送。如果杨先生出差外地或者在一些重大活动场合，翁帆会陪着。
那次吃饭，杨先生也不知怎么的就聊起小说来了。他提到一本小说，让我大吃一惊，就是英国学者c.p.斯诺写的《院长》（the masters），杨先生说这本书很好看。
斯诺提出过“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裂与制衡，在一般人印象中他首先是个学者和科学管理者，在文学领域算不上一个知名作家，中国人知道这个人和这本书的，应该说是非常少的。
杨先生觉得小说中描写的剑桥大学生活与学院里的文化生态特别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大学一样。可以说，杨先生的阅读面是特别宽的。最近我翻阅季理真等人编著的《杨振宁访谈录》，才知道杨先生读过斯诺写的很多书，认为他写哈代写得好，而根本不懂爱因斯坦。
刘钝聆听杨先生对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建议。清华科学史系提供
据清华的朱邦芬教授介绍，最近几年杨先生仍然发表学术论文，也为学术刊物审稿。我记得杨先生不久前在《数学文化》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移棋相间”的论文——说是数理统计学家许宝禄先生和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喜欢的一种数学游戏，更早则来自许宝禄姐夫俞平伯的先人清代大学者俞樾。杨先生开动脑筋提出了全新的解法，这是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事。
杨先生现在这么大年岁，当然我们不可能期望老先生再在物理学前沿做出突破性的工作，但他在学术上可以讲一直没有停止思考。
问：杨先生名望极高，但晚年也受到一些非议，尤其是在他和翁帆女士的结合上，外人是各种的声音和不理解，杨先生自己在意么？
刘钝：现在网络发达是好事情，但也有负面效应，常常会引起起哄、“吃瓜”的情形。对杨先生的各种议论，段子手键盘侠们尤其无聊，他们的无聊，多数来自于无知，少数则来自于无耻。对于这些事情，杨先生未必不知道，但他认为不必理会，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杨先生很幸运，有一位心甘情愿追随他崇敬他的知性女性，在晚年能陪伴他、照顾他，我们应该祝福杨先生。的确，我们也很感谢翁帆对他的照顾，使杨先生在清华园过得愉快，身体健康，这是好事。
杨先生家人对这件事也很高兴，他的儿女、弟妹和朋友们也都很高兴。杨先生的子女都在国外生活，他们和翁帆的关系也不错，都是好朋友。
我记得一件事，陈方正先生跟杨先生，那交情是很好的，是真正的老朋友。2004年我请陈先生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竺可桢讲席教授，讲座对全国科学史研究生开放。他班里有一位学生正好在清华大学行政处工作，陈先生就跟这个同学说，你跟学校说一声，要照顾好杨先生。
可能那时候陈先生看杨先生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清华园里，尽管有一位师傅给他做饭并照顾起居。
过了不久，杨先生和翁帆女士订婚的消息传开了，陈先生知道后很高兴，说看来不用我操心的。
不要说是好朋友，我觉得只要是正直的、善良的人，思想不那么死板保守的，都会觉得是好事情。
2017年9月杨先生与翁帆在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先生95岁寿辰庆祝会上。图片来源：《晨曦集》
问：百岁高龄的一个老人，从民国一直走到今天，在交流当中，杨先生会有意无意流露一些人生哲学或者人生经验吗？
刘钝：杨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很幸运。我记得在一次私人聚会上，他主动提到人生有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种福），曾文正也提到“四种福相”，他自己很知福，归纳为“聪明、长寿、成功、太平”四个方面。
杨先生说，我从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能读书，而我父亲还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教书。然后我又在精力十足的时候在西南联大学习，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氛围，有好同学（黄昆、张守廉、邓稼先等）、好老师（叶企孙、吴大猷、王竹溪、周培源等）。
到了美国，又赶上物理学白银时代的余绪，爱因斯坦、外尔、费米等老英雄仍在，狄拉克、泡利、泰勒正值壮年；特别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中，聚集了包括高研院掌门的奥本海默，以及戴森、费曼、派斯、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一帮青年才俊，可以说是风云际会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力日增，摆脱了过去的贫穷落后，他回来定居，这都是好时代，所以他说：我有福。
我觉得他的人生哲学就是知足常乐。社会上的人很少知道，他把纽约长岛的大房子卖了，连同自己的部分积蓄捐给清华大学建设高等研究院。清华给他配的经费，我听说多数也都捐给中心了。他当然不差钱，钱财对他已是身外之物了。
问：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杨先生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比如将他称为二战后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能排在牛顿、爱因斯坦之后的，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刘钝：任何人都不要与牛顿和爱因斯坦比。但是杨先生与牛顿、爱因斯坦的研究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相信大自然的奥秘是可以认识的，通过数学与对称性支配原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在理论物理方面，杨先生的工作是顶尖的，我觉得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许加个“之一”就更保险一点。
你们大概也知道，清华大学在他95岁时送了一件礼物，是一个黑色大理石立方体，顶面是一句杜甫的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杨先生特别喜欢的诗句；四面则分别刻着他在物理学四个领域的贡献。
镌刻着杨振宁先生13项伟大贡献的大理石纪念品。图片来源：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百岁华诞相册》
四个领域分别是凝聚态物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每一项下面又有若干子项，合起来一共13项，都属于创造性的一流成果。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朗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同事弟子将他的创造性工作归结为10项，仿照《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称为“朗道十诫”。清华那件寿礼，可以称为“杨氏十三诫”，对此复旦大学施郁教授有很好的解说。
当然，杨先生没有像牛顿或爱因斯坦那样的“奇迹”，依我看人类今后也不会再有1666年和1905年那样的机会。不过杨先生的成就足以改变后来物理学的面貌，他的工作是奠基性的，非常重要。杨先生的贡献，还包括他以自己的例子改变了中国人自愧不如外国人的自卑心理，这是他感到得意的事，多次讲过。
问：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到过我们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杨先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刘钝：在我印象里杨先生没有提过类似的问题；反过来，我觉得杨先生好像比较乐观，他总是说中国有最好的大学生，因为他在清华给本科生讲过课，虽然时间不长，他觉得这些孩子都聪明得不得了，加上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中国人又有读书成才的传统，所以他是比较乐观的，他跟我们许多人都不一样。
当然，你要读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也委婉地说出问题所在，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氛围，要有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所以他总是怀念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怀念在普林斯顿高研院的时候，说那种自由探索的气氛是造就人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你要理解杨先生的这种乐观情绪，需要站在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他父亲那一辈当年教给他的那些东西，中国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丑条约中遭受的诸多屈辱，包括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东西深深埋藏在他心里，所以他看到现在中国国运昌盛很高兴，这些东西在他的《曙光集》《晨曦集》中都提过。
在2007年出版的《曙光集》前言中他说过一句话，说自己年纪大了，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帮他看到。10年后杨先生在《晨曦集》前言中则说，最近10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大变化，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也许能看到天大亮！
有些人批评他，说什么的都有，但你非要让杨先生去当一个政论家，对什么事都骂上两句，那也不现实。他不是那种性格。
《曙光集》与《晨曦集》
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接下来的30年，您觉得我们国内能再出杨振宁这样的人吗？
刘钝：我觉得30年内中国再出诺贝尔奖或者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是绝对可能的，但是30年内像杨振宁这样的大师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这样的人，不光是要有学术上的天分，而且要有人文情怀，有艺术修养，有美学品位，是全面综合的一种文化素养的反映。
现在有很多中青年科学家，也很受追棒，在学术上可能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顶尖水平了，但要说达到杨先生的地位，能被世人公认，能青史留名的，我觉得30年的时限可能还是近了一点，还得再往远一点看。杨先生也希望能有更多杰出的中国人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他也讲过，他寄希望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