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心澄：李政道先生的远见-凯发k8一触即发

赛先生：您曾在1982年通过了cuspea的选拔，随后赴美深造。能否请您介绍下这段经历？

谢心澄：cuspea项目是上世纪70年代末推出的，那时国内没有太多出国留学的通道，李政道先生创办的cuspea项目为物理学人赴美学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后来这种模式推广到了其他科学领域。70年代末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美国又是发达国家中科研实力最强的，因此cuspea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考卷题目是英文的，答题也要用英文，这对英文水平有限的我们来讲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赛先生：40年前用英文选拔物理学博士的考试本身就是一大考验。

谢心澄：不仅如此，考试之后还有面试，面试官是几位美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先与教授谈，再跟他们的夫人谈，印象中是这样。因为平时英文用的少，当时考试时我还是挺紧张的。出国前，我们在西安英语培训。李夫人是 english literature 专业的，李先生和夫人很关心 cuspea 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写作能力。李先生自已刚到美国时，读了很多英文原著，提高英语能力。

赛先生：最终您还是顺利通过了cuspea的选拔，之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谢心澄：被选上后我们六七个人一道去了离华盛顿不远的马里兰，刚开始因为校园附近没找到房子，就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旁的旅馆住了一个月，每天坐地铁去学校。这个旅馆为短期访美的人提供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吃和住的价格也不高。当时留学生很少，使馆对我们的安排照顾非常周到。

从马里兰毕业以后，我和李政道先生的学生庞阳一起去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做博士后。之后我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工作了很长时间，2010年全职回到北大工作。

赛先生：在美期间您和身边的同学与国内有联系和合作吗？

谢心澄：回国之前我与国内已有诸多的联系和合作，主要是在中科院物理所——每年我都会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算是过渡期。1990年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回国访问。夏天一般都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讲学。我隐约记得李先生每年也差不多回来两次，一次6月份，一次10月份。这期间我见过李先生和他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时期与国内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桥梁，让我结识了很多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对我回国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先生在国内讲学还有一些趣事，当时国内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不高，记得有一次回来的时候，李先生和夫人带着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一道打扫卫生间——特别有意思，他和他夫人亲自打扫！他一做，别人就跟着做了，估计他觉得环境卫生条件没有达到需要的标准。

还有一次是他请我们吃饭，菜谱是提前商量过的，而每道菜他都能说出点这道菜背后的故事。从这些生活小事可以看出，李先生既有国际视野和很高的学术品味，又注重细节，这在他倡议建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cuspea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关注细节，这一点在学术管理中也很重要。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仪器项目，每项资助强度都在几千万到1个亿人民币，在管理过程中要关注每一个环节和细节，特别是相关文件的管理方面，像年度、中期和结题时每位科研人员的工作数据，都要考虑进来。

赛先生：您提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是李先生在1980年代初倡议建立的基金，其实是非常有远见的科学决策，在中国科学发展的诸多方面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谢心澄：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靠科技支撑才会走得更远更稳。

李先生是利用与邓小平会面的机会，提出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建议。实际上，当时正在进行国家行政部门的精简工作。而在这种做减法的情况下，要成立一个新的基金委，做一定的加法，靠的是领导人的魄力和远见。李先生明确地提出了让专家来管理基金委，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大方针。

而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从这个角度来讲，基金委确实是担子比较重的。李先生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比喻成水、鱼、和鱼市场。李先生所在的粒子物理领域是基础研究中的基础，他一直都深知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学科的教科书里很少有中国人的贡献，我们要积极填补这个空白，我希望若干年以后的教科书里面有更多中国人的工作。

还有“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的源头往往就是一些基础研究领域的问题没解决好。从这个角度讲，基金委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布局必须全面，不能有遗漏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被芯片卡就去做芯片，那我们在其他的地方还会被动挨打。这方面基金委可以发挥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稳定全国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金资助的范围广而全，学科无论大小和重要性如何都要有所布局。毕竟无论哪个领域，我们都要保持有一定的人才队伍，以备不时之需。

李先生倡议下创建的自然科学基金对我们国家的科技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基金委有九个学部，我负责管理其中的数理和化学两个学部，另外我还负责科学基金的国际合作工作。现在基金委在李静海主任倡导下有一些进一步的改革举措，比如正在进行的以四个板块为目标的学部重组：共分为基础科学板块，由原有的数理、化学和地球学部组成；生命医学板块；工材和信息板块；以及交叉融合板块，由交叉科学部和管理学部组成。我负责基础科学板块和国际合作。

赛先生：国际科学合作在当前的形势下面临哪些挑战？

谢心澄：国家一向是鼓励开放合作的，只不过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潮流。但对科学而言，国际合作是必须的，像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一定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在基础研究方面，解决问题积累的知识是大家共享的，像天文学领域一定需要国家间的相互协作，像李先生所在的粒子物理领域所需要的大的加速器，肯定要借助全球的力量。

我们在科学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基金委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一是因为科学基金本身具有国际化的特性，毕竟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基金会有着相近的组织框架和运行模式，很容易开展国际合作。二是因为我们已与很多国家的基金组织通过签署协议和备忘录的方式建立起了稳定而畅通的合作渠道。另外基金委主要支持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而言，人才、思想和研究成果的流动是科学进步的必然要求，国际合作也是自然的。

但是国家间的合作有一定阻力，还不到能够满足的时候，还要特别强调加强与科研强国之间的合作。目前基金委的对欧合作一直开展得不错，而德国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凯发k8一触即发的合作伙伴。在基金委有个中德科学中心，是20多年前我们与德国研究联合会（dfg）各出资50%共同创建的，中心管理层和工作人员来自中德两国，运营资助经费也是中德两家机构每年对等投入，主要支持中德两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和人才培养。这在全世界也是独此一家。

谢心澄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重启会议上致辞。

目前国内支持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渠道很多，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国家留学基金委也有这样项目。科学界，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工作都是国际化的，领先就意味着国际领先。各个学校之间也有差异，像北大的理工科相对来讲跟美国的体制比较接近，强调与同行的比较。北大的评审需要同行的推荐信，而且这些同行的评议意见占很大分量。但参与评价的同行不包括自己的合作者，即和我们有关系的同行，境外同行要占其中大概2/3，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同行评估。评议关系到这个人是否能在大学里拿到终身教职。

此外，评定教师职称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基金项目的情况。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广大科研人员心目中基金委的项目是同行专家评出来，是相对比较独立和公平公正的。科学基金体系也是比较国际化的一个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科学基金都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自然科学基金应该说是运行的很成功的“舶来品”。

这些年国家对科研大量投入，而国外回来的一批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也对国内的科研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国家整体的科研水平和实力提升很快。我所在的研究领域如此，整个国家来看也是如此。因此，现在科技创新也确实有不少机遇。

赛先生：无论是cuspea，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政道先生所做的贡献都实实在在影响了中国科学，不只是物理学，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发展。对于李先生个人，您觉得他身上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传承的？

谢心澄：我和李先生的交集，有时候在国外开会我们会碰到，但是这种情况不多。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前些年我回国访问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时候。

我没有真正和李先生一起做过科研，对李先生科研风格的了解大多来自庞阳。李先生在科研方面也是很注重细节的。他进入一个领域，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在这个领域读一些文章，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做研究。李先生通过与一流学者的交流，很快抓住前沿核心问题。他喜欢从头开始推理最基本的一些原理，一直推到这个方向现在的前沿，一步步的细节他都是推导过的，这就是他的科研风格。他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总能从最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一步步做到这个领域的最前沿。

李先生一向站得高看得远，又关注细节和落实，科研和日常行政事务都认真严谨。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国家开放，国际接轨，尽心尽力地通过一些具体细小的事情加以落实，如他一直在推动的博士后制度和基金委的成立，都体现了他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而基础研究正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把李先生一贯倡导的一些精神和做法通过cuspea之家的活动传承下去。李先生一直把 cuspea、博士后、ccast、自然科学基金、中美高能合作，看成一个整体。ccast 给cuspea 学者短期回国交流的机会，博士后是 cuspea 学者毕业后长期回国的过度，自然科学基金让 cuspea 学者有独立做科研的支持，中美高能合作（李先生一直希望能扩大到其它领域）是中国科学家与世界一流学者紧密合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