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们”的待遇：1949-凯发k8一触即发

钱三强、何泽慧二位院士在中关村特楼的居室内景，及中关村特楼外景

撰文 | 张藜（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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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曾有一套西方社会学理论被翻译进来，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即马克斯·韦伯的分层标准。“社会阶层”，指因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马克斯·韦伯认为划分社会阶层有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三重标准。在1949—1966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阶级”这一概念为划分。显然，西方社会学理论不全适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但这无碍于我们借鉴它，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组成及其成员的地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阶层的问题，有很多调查报告、研究论著，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的标准也不同。知识分子被公认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政治学、文化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成果颇丰，但这一阶层若按教育背景、专业特征等加以细分，每个群体又有差别。此前社会学相关研究的视角，通常停留于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深入分析其组成群体。科学史研究则侧重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而对“科学-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关注较少。

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当代科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日记、档案、回忆录等史料考据，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选择1949-1966年这一时段，探讨中国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这一此前学界少有关注的问题，以揭示科学-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丰富人们对中国科学家的认识；并以此探讨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的演变及其得失。

经济（财富）标准是马克斯·韦伯进行社会分层的判据之一。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知识、劳动与财富间并非对应关系，故不能简单地以财富多寡来划分。本节将针对这一时期的实际社会状况，以“经济生活”代替韦伯的“财富”标准，从工资、住房和福利待遇来分析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

1．工资待遇

科学院成立初期，实行薪给制，并多次调整。到了1952年，根据政务院规定，科学院又将研究人员的工资评为13个等级，从1级820分/每月到13级260分/每月不等。1953年7月，科学院又略提高了工资标准。在当时，最高工资为990分的科研人员，若以1954年人民币为标准，折后为244.8元，可买27.2袋面粉。同理，1952年最高工资折后为202.8元，可买22.5袋面粉；1949年最高工资折后为130元，可买13.5袋面粉；而抗战前，其最高工资折后为750元，可买200袋面粉。（见图1）1954年，据科学院调查统计，院内15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50名生活困难，为激励科研人员，该年11月，科学院公布了新的标准，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技术人员的工资。

图1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指示里，该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改革工资的决定。改革后，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工资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而1955年仅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月工资为62元，1955年月工资为45元。另据资料记载，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为21.13元，月生活费支出为18.50元。由此可看出科学家工资的相对值及其相对生活水平。（见图2）

图2

另外，还须提及两项针对“有重要贡献”科学家的专门待遇。早在1950年，科学院即设立了“特级研究员”制度，级别、工资均高于研究员。目前尚无史料可说明特级研究员如何评定。但1956年改革后，科学院似未再进行过特级评定，特级研究员只有极少数。另一项待遇为学部委员津贴，1955年6月学部成立即始颁发，每人100元/月，约占学部委员月收入的1/3-1/4，覆盖面稍广。可见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党和政府对高级科技人员所采取的倾斜措施落到了实处。

但这种相对宽裕的状况未能持续。不久，全国工资改革被毛泽东指为“闹得乌烟瘴气”。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降低国家机关中1-3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后又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定级工资，并决定1957年一律不再升级。

随着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开展，平均主义流行，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学部委员津贴成了众矢之的，从1957年开始，先后有62位学部委员主动提出不再领津贴（其中不乏出于实际经济考虑反对者），科学院据其要求停发。但自1962年4月起，又继续发放他们的津贴。

而自1957年停止工资升级后，平价消费品的零售价在1957-1962年间平均涨了12.4%，造成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96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调整。科学院按规定对1963年度的工资进行了升级调整，科研人员与行政干部和工人、高级职称与低级职称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大缩小。（见图3）

图3

图4

总体而言，1949年后科学家的生活水平虽较1937年抗战前低很多，但在经过多年战争后经济萎靡的新中国初期，科学家因有特殊专业技能受到优待，享有比一般百姓高的工资收入，尤其是高级科学家。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形势日益激进，这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被视为阶级矛盾的一个表现而逐渐消灭。

2．住房条件

与工资同样重要的另一项指标是住房面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由国家分配住房。据1955年科学院制订的北京区宿舍分配暂行标准，研究人员从特级到16级分别享有68m²到5m²不等的住房面积。目前尚无充分文献能考证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国民经济形势下其实际执行情况，但根据一些口述史料，仍可对当时科研人员的实际住房情况有所了解。

科学院中关村宿舍区始建于1953年前后，在北区，于1955年建的13号、14号和15号三幢楼，因基建标准较高，故称“特楼”，一批著名科学家如赵忠尧、贝时璋、钱学森、王淦昌入住其中。可知这一时期至少高级科研人员的住房得到了较好保障。留学回国人员基本也能获得可容纳一家人的居室。单身青年科研人员与3、4人合住宿舍。（见图5）

图5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后，全国的科学事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以科学院为例，从1955年到1956年，研究机构由44个增为66个，研究人员由6852人增至12703人，全院职工总人数从8148人增至15385人。而国民经济“二五时期”，国家将有限资源更多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用于住宅的投资均低于“一五时期”，显然使得全院人均住房面积大大下降。但受其影响最大的，多是较低级的科研人员。

3．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特色”。建院以来，科学院一直对生活困难的高级科研人员给予一定补贴，1954年初，决定另拨专款以补助有特殊困难的院内高级研究技术人员。1956年工资改革后，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总体提升较大，但补贴政策仍在执行。到1956年11月，针对工资改革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科学院再次修订了福利费使用办法，强调其仍以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为主。

福利待遇还表现在“物”上。除设立专项补助经费外，科学院还兴建各种服务设施，如1950、60年代中关村科学城内各种福利设施的建设，极大改善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院党组也通过争取政府支持等方式尽力保证科学家们的生活所需。对那些有欧美留学、工作经历的高级科学家而言，初回国时虽要面临生活条件上的极大落差，但党、政府或单位领导的特殊待遇，使其拥有了相对普通民众较优越的生活水平，这使科学家们对其物质生活有一定的满足感，并生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感激。

所以，关心科学家的生活，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除了能让他们更专注于科研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外，也是执政党处理同科学家关系的措施之一，因此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主要表现在其职业地位、社会关系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常态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一直比较高且稳定，在1949-1966年间的中国社会里，情况如何？

1．“向科学进军”

1956年1月21日下午，科学院各学部负责人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潘梓年来到中南海，向前一天刚结束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与会代表演讲。3月29日，中共中央将4个演讲稿转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军委总政，开启了“向科学进军”的运动。

因为国家需要，科学家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权力。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代表总人数为1226人，科学院代表41人，只有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不是科学家。此后每届人大代表中，科学院都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基本都名列其中。而1956年5月，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大会代表约5800人，有250人属于全国教育工会系统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科学院。这无疑承认了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享有同等政治及社会地位，也暗含着政府承认在“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科学家、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精英性质。

另一事例则反映出科学家在国家政治、社会事务中的特殊作用，及这一时期高层领导对科学技术的重视。195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拟吸收一批著名科学家担任中央有关各部副部长职务。科学院党组认为这有损科研工作，遂致函中央领导，力陈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恩来赞同，调任计划被撤销。

与此同时，社会对科学家也很尊重，尤其在“向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社会上掀起了人人爱科学的高潮。应中央要求，科学院就科学家的社会兼职和活动情况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调查结果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科学家的尊重和需求。华罗庚（时任数学所所长）因兼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数学会主席、政协特约委员、《数学通报》总编辑等12项职务成为典型，以1955年11月为例，他有16天忙于参加社会活动。这些社会兼职与活动，虽是为了利用科学家社会声望、提高自身权威性，但也带给科学家更大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见图6）

图6 华罗庚1955年11月社会活动情况表 

由此得知，在1956年前后，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处于巅峰期。但如前所述，只有在常态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声望才是高且稳定的。1949-1966年间的中国并非常态社会，而且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与政治地位密不可分，1957年后历史的突然转折便是说明。

2．“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向科学进军”让原本离大众较远的科学家、科研活动逐渐公众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提倡科研工作走群众路线，更是降低了这一职业的神秘感，进而随着日益激进的政治形势，掀起了对科学权威性的盲目挑战和批判。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掀起，超越常规的“大跃进”，本质上是反科学和反常识的过程，势必受到科学和常识的质疑，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便成了必须突破的“障碍”。如果说“反右”运动已从政治上将知识分子归入另类，那“大跃进”则要从业务和技术上矮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成为一场铺天盖地的反智运动。

在“大跃进”浪潮中，《红旗》称赞陕西礼泉县只上过两年小学的丰产能手和育种家、27岁的王保京，认为他打破了对科学家的迷信。195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三位样板人物，同时配发了题为《科学并不神秘》的社论。后来又刊登了科学院四位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致院党组的信，他们表示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0年4月，中科院第三次学部大会在上海举行，学部大会本是科学家们讨论学术的场所，但“工农劳动模范、技术革新家代表和老科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接触”，被视为此次大会的“重要特色”，这反映出科学共同体和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被打破。

此外，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不久，各地兴建科研机构。到1960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建了242个地方研究所，工作人员达23342人，大多数研究所无中、高级研究人员，如贵州分院各研究所研究人员多为高中毕业生。

在土专家、农民、中学生走进科研院所时，科学家们却走向田野。按1957、1958年中央要求，到1959年12月底，仅科学院京区，就下放了1400余人到农村参加约一年的劳动锻炼。自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科学院有近1/3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参加了农村“四清”。自“反右”、“大跃进”后，随着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专家、学术权威甚嚣尘上的批判，科学家的社会声望每况愈下。

但也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尽管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经受着思想与身体上的改造，但因国防等国家利益的迫切需求，一些专业特殊实用的自然科学家尚能有容身之所，甚或在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但这无法改变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整体地位的急剧跌落。1962年广州会议上，陈毅副总理虽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但科学家这种短暂的“抬头”，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多舛的命运。

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49-1966年间，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复杂而矛盾，既曾作为社会精英受到优待，也在激进的政治形势下被视为社会敌人而遭受攻击。在某一时期，这两种身份甚至共存，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即是一例，在领导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同时被批判。

3．从华罗庚看科学家的社会声望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早年自学成才，1931年被破格邀至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享有国际声誉。1950年2月，他在归国途中，发表了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其回国。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

华氏在政治上很积极。但在始于1951年底、约持续了半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华罗庚多次在其任职的中科院数学所筹备处与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联合大会上做检查。这让他对清华大学、科学院党组产生了很大抱怨。但在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尤其是1956年成为人大常委后，他又感到自己被重视，在公开场合表现进步。

除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外，华罗庚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由其倡导、于1956年开始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开启了他的科普工作。学术上的成就、政治上的积极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使华罗庚迅速成为科学界的样板。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时，华罗庚的社会声望终使他免于厄运，仅被定为“被右派分子利用”，只作了几次公开“检讨”。到1958年，在“大跃进”时短暂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被当作“白旗”受到批判。从此，他放弃了纯粹数学研究，转向了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所获成功又为他赢得了社会声誉。“文革”初期，华罗庚虽也遭抄家、批斗，但1967年后，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特别保护，他基本无恙。

华罗庚于1950-1966年间的数度沉浮，展示出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声望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图7  1950-1970年间《人民日报》华罗庚出现频度

科学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专业群体。从50年代中期对科学的倡导、对科学家的宣传，到50年代末至“文革”开始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短短十多年间，科学家的经济生活、社会声望以及个人命运，就随其政治命运的改变，经历数次剧变。而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威性的分离，使科学家失去了自由的思想与学术自主性，也使中国的科学活动不能正常发展。

从社会制度来看，1949-1966年间的中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上倡导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再加上群众路线的反权威性以及集体主义的工作方式，这些都是与科学活动的职业特征与需求不相吻合的，这使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集团，始终处于一种自身价值观与社会需求不断发生矛盾与冲突的境地。

本文节选自作者张藜2006年到2008年期间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全文曾经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一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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