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女性？自然灾害时期男女存活率与预期寿命的差异
撰文 | 许苏琪（社会学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南京大学）
责编 | 周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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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样本数据供研究者从中挖掘。流行病学家利用中国所提供的44000份病例分析后发现，女性患者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为1.7%，而男性的死亡比例高达2.8%。研究者猜测这可能与男性人群中吸烟群体更多，导致肺部易感染且更脆弱有关。也有医学研究显示男女生理不同导致女性的免疫系统能够更好地抵抗病毒性感染。然而我们将视野放大，会发现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女性的预期寿命都长于男性。一些有趣的生物学研究显示，即使在生活方式类似且较为健康的人群如僧侣中，这一现象仍然存在。医学研究也证明女性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重症中存活的几率更高，在较差的健康状况下活得更长。例如，在法国和瑞典2015年提供的人口数据中，65岁时预期的健康寿命的性别差距仅为0.9岁和1.1岁，而预期寿命的性别差距扩大到4.1岁和2.6岁。
因此，从生理或者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存方面似乎更加坚韧，那么这一结论能否推广至更大含义的自然灾害如饥荒、流行病、干旱、地震等困难时期呢？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女性在大部分社会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有可能大大缩短她们的本来更长的预期寿命。
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自然灾害对女性和男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
首先是生理学上灾害应对能力的性别差异。一方面，男性往往拥有更强壮的体格和更好的运动能力，他们跑得快，爬的高，避险能力也就更好，在诸如海啸、暴风、地震来临时能躲的更快。另一方面，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会导致国家的基础设施短暂性瘫痪，因此大大增加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但是在面对饥荒和流行病时，女性生存几率更大：其一，历史数据显示，男性更易得寄生虫病和传染病并死于这些疾病，其二，除非处于怀孕或哺乳期，由于需要的能量少，身体脂肪比例更高，大饥荒中女性的死亡率要比男性低得多。
其次是社会规范与角色的性别差异。女性往往扮演遵从者的角色，这导致她们缺少行动的自由自主性。例如，女性会被严格的穿衣与行为规范束缚。在孟加拉，女性必须穿着使她们无法跑动和游泳的沙丽，并且往往是居家的家庭主妇，这使得她们死于洪水的风险非常大。其次，基于传统劳动分工，女性往往扮演居家照顾者的角色。而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家里并不安全。比如在印尼，一场海啸会剥夺更多沿海地区女性的生命，因为她们大多不在外谋生且居住着危房。当然，上述效应也因灾害类型不同而有不同影响，例如极端天气下男性更容易受害，因为他们多从事户外工作。
最后是资源获取的不平等与社会秩序崩坏导致的不同性别后果。当妇女依赖父权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时，她们在获得救济资助方面就处于边缘地位。例如，在经济受影响之后，男性更可能比女性拿到补助或者拿到更多补助。女婴更可能被家庭牺牲等。其次，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威胁，而女性又占了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在大规模自然灾难后，社会秩序往往处于崩坏状态，比如，当受难者不得不在远离其原本居住城市的临时难民营中生活时，社会秩序就较难维持。此时若警察与军队不作为或无法作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就成为女性受难的首因。同时，难民营中根本无法满足女性特殊的生理卫生要求，也容易导致女性患病。
在上述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显然成为了自然灾害时期的 “女性杀手”，这一结论在历史数据中也已经得到了证明。virginia zarulli 和 julia jones 等人的研究选择了七个由于自然灾害或奴隶制影响而预期寿命极低（20岁及以下）的人群进行了描述性的数据分析。这其中包括了1820-1843年间被解放回到利比里亚的美国奴隶、19世纪初特立尼达的种植园奴隶、1933年大饥荒时期的乌克兰人、1722-1733年饥荒时的瑞典人，1846和1882年的两次麻疹流行期间的冰岛人，还有1845-1849年饥荒时期的爱尔兰人。他们计算了从出生存活到年龄x的几率、在x至x 1岁时死亡的记录与出生时预期寿命等（如下图），其中，蓝色阴影区域为男性的存活率曲线，红色阴影区域为女性的存活率曲线，实心竖线为出生时预期寿命，虚线竖线为5%的同性别同期组群还存活的年龄（由于特立尼达的数据原因，带星号的线条代表估计上限）。可以发现，除了奴隶制期间的特立尼达，女性的预期寿命都要高于男性，女性的存活率也大于男性。此外，女性的总体生存优势也反映在所有人群中女性的极端年龄都高于男性。进一步分解年龄构成以及随年龄变化的男/女死亡率时，研究发现女婴比男婴更易存活解释了大部分的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当人群暴露于恶劣的饥荒和瘟疫时，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拥有生存优势,而在奴隶制度的压力下,男性至少在某些年龄上存活几率大于女性且预期寿命更高。
eric neumayer 和 thomas plumper 的研究则结合了布鲁塞尔鲁汶大学的紧急灾害数据库（emergency disasters data base），美国统计局的国际数据库（international data base）以及cingranelli和richards（2004）的人权数据库中对妇女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衡量，分析了1981-2002年期间全世界的数据。发现随着灾害强度的增加，预期寿命的性别差距会下降，即自然灾害对妇女预期寿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此效应随灾害强度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这一效应越严重，而在妇女地位更高的国家，自然灾害对女性预期寿命的不利影响（相对于男性）消失了。为了检验分析的稳健性，研究者在排除了受灾少且轻、妇女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部分国家后再次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也并未改变。
自然灾害虽 “自然”，对人们的影响却并不是随机或平等的。灾害的影响取决于受影响人民的脆弱性，而受影响人民的脆弱性在不同的经济阶层、种族、性别和其他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系统性差异。这意味着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需要更密切地注意灾害脆弱性的性别性质。其中不可忽视妇女在灾后的特殊医疗、经济和安全需要，以及确保公平和非歧视性分配救济资源的机制。虽然在许多社会，妇女日常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制定这类倾斜性政策不可能消除大规模自然灾害对妇女的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政策能够有效减少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本可以避免的过高因灾死亡率，从而降低灾难带来的整体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