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铁链锁住的是谁家的女儿？| 商周专栏-凯发k8一触即发

撰文 | 商周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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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再次出现波折，让一件原本可以用科学方法快速解决的问题陷入了复杂的境地。

根据徐州发布 2月10日通报的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经有关部门对被锁女子（即 “八孩母亲”）及其“家人”（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妹妹）进行dna检验比对后，认定她就是这家人失散多年的女儿。

这份通报看上去给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而且使用的是先进的dna分析技术，但它依然受到了人们的质疑。2月15日，前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杨某侠的结婚登记资料，上面显示杨某侠与董某民于1998年8月结婚。从结婚证上的照片看，杨某侠和被锁女子在长相和年龄上差异较大 [1]。

这一外貌差异加重了人们对之前徐州发布里的dna鉴定结果的疑问，从而引发了更大的舆情。丰县宣传部在回应财新记者的询问时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这张结婚照和由此引发的舆论并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1]。

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并会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2]。

显然，越来越不满的舆情引起了江苏省政府对徐州地方政府四份前后矛盾的官方通报的关注，希望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还原事实真相。

那么，网上的舆论具体在质疑哪些问题？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被解答呢？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主要是dna分析）能够做什么。首先，普通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str分析技术可以对亲子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进行准确的鉴定。其次，对于非亲子关系的血缘关系（比如同胞、半同胞、祖孙、姑侄等关系），str分析技术能够给出倾向性的结论，如果使用效力更强大的snp芯片分型或二代测序方法（这些方法因为检测的多态性更多而有更高的效力，但因为费用原因还没有普及使用）则可以把这种血缘关系的确定性提高到一个极高可信度的水平（虽然国家还没有推出相关的标准）。最后，排除血缘关系（包括亲子关系）要比确定血缘关系要容易得多。

下面进入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董某民和被锁女子是否是八个孩子的生物学父母？

对于这一问题，2月7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情况，公布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3]。

但因为徐州当地的几份通报有前后矛盾之处，而且该家庭中第一个与第二个孩子在年龄上有十岁的差距，让人怀疑这八个孩子是否真的来自同一个母亲。从科学上来说，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容易，因为所有当事人（董某民、被锁女子、八个孩子）都在，采集他们的dna，用普通的亲子鉴定技术就能确定孩子的生父和生母。

网上有一种担心，认为假如被锁女子同时受到董某民的兄弟或父亲的性侵，那么就可能无法用dna鉴定技术去精确地鉴定孩子的父亲是谁（因为三者在基因上相似）。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普通的亲子鉴定技术在这一问题上就可以给出一个确定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被锁女子是否是小花梅？

因为结婚证上杨某侠和被锁女子在外貌上有较大的区别，人们对徐州官方在2月10日发布的“dna对比确认被锁女子就是小花梅”的结论产生了质疑。根据徐州发布所提供的信息，相关部门已经提取到了相关部门对被锁女子、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的dna。因为普某玛已经于2019年去世，她的dna是从遗物中提取的 [4]。

假设普某玛的dna真的被成功地提取了，那么鉴定普某玛与被锁女子是否是母女关系就会很容易，就像上面提到的，普通的亲子鉴定技术就可以准确地做到这一点。

假设普某玛的dna没有被成功地提取，鉴定被锁女子是否是小花梅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因为小花梅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还在，她的dna可以被提取用来和被锁女子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答案。

因为小花梅和光某英是同母异父的半同胞关系，普通的亲子鉴定技术（即str分析技术，尤其是只检测20个位点的技术）只能给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即倾向认为是、无法认定和倾向认为不是，所以这种方法在这里不太适用。

建议先做的对比是检测两人的线粒体dna的差异，因为人类的线粒体只从母亲那里遗传，那么小花梅和光某英的线粒体dna应该完全相同。如果被锁女子和光某英的线粒体dna不一样，那么就可以确定被锁女子不是小花梅。

如果被锁女子和光某英的线粒体dna一样，则说明被锁女子很可能是小花梅（因为徐州离云南较远，偶然相同的可能性极小），但需要进一步的确认。进一步的确认方法可以采用更为强大的snp芯片分析或二代测序的方法，通过检测大量的多态性位点，从而判断她们之间是否是半同胞关系。

所以，这一问题也肯定可以通过科学鉴定的方法来解决。

第三个问题：被锁女子是否是李莹？

网上有人认为，被锁女子可能是1996年失踪的四川女孩李莹，主要理由是两人在相貌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这更是基于相貌对比的一种主观判断，具体真相还应该以dna分析的结果为准。

虽然李莹的父亲已经离世，但她的母亲还在。所以通过对比李莹母亲和被锁女子的dna，就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得出明确的结论，理由同第一点。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李莹的母亲表示，她1月29日从警方获悉，李莹的dna与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杨某侠并不匹配[5]。李莹的母亲还告诉财新，这一比对基于全国公安机关dna样本数据库[6]。

第四个问题：杨某侠是谁？

这看上去和第二个疑问有点重复，但按严格的逻辑来说却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因为至今为止，无论是小花梅是不是杨某侠、还是被锁女子是不是杨某侠都是一个还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在邓飞所提供的董某民和杨某侠的结婚证上，杨某侠出生的年份是1969年，这个年龄既超过了小花梅的真实年龄，也比被锁女子看上去的年龄要大得多。当然，这可能是办证时的一个疏忽或错误所致，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份不合法的结婚证。

但我们同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既杨某侠既不是被锁女子，也不是小花梅，而是涉及这一事件的第三名女子。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妇女拐卖现象严重，一个家庭先后买入多名女性的现象也有存在的可能。

那么有没有验证这种可能性的方法呢？

一个方案是从董某民的大儿子董某港的dna分析入手。因为董某港比该家庭里的第二个儿子大十岁，他不是被锁女子的儿子的可能性最大。换句话说，如果董某民还与被锁女子之外的女性发生关系，所生下的子女最有可能就是董某港。如果dna分析证明被锁女子与董某港不是母子关系，那就说明董某港的母亲另有她人。

接下来要做的是检测小花梅是董某港的母亲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董某港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和小花梅的母亲普某玛的dna进行对比。先分析三人的线粒体dna是否相同，如果如果董某港的线粒体dna和光某英或普某玛的线粒体dna一致的话，在用snp芯片分析或二代测序的方法分析三人间的血缘关系的程度，就可以鉴定小花梅是否是董某港的母亲。

但如果董某港的线粒体dna和光某英或普某玛的不相同，那就可以直接排除小花梅是董某港的生母的可能性。当董某港又不是被锁女子孩子的情况下，那这一结果也就证明杨某侠既不是被锁女子，也不是小花梅，而是另外一名女子。

第五个问题：如果被锁女子不是小花梅，也不是李莹，那么她是谁的女儿？

帮助被锁女子找回自己的家庭，摆脱在丰县被奴役的现状是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相关部门的责任。但如果被锁女子既不是小花梅，也不是李莹，在现有的线索都断了的情况下，那还能帮助她找回自己的父母吗？

答案是依然有可能，但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投入。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一事件，除了这件事让人痛心外，更是因为拐卖妇女儿童事件并不鲜见，很多家庭因此失散了自己的骨肉，更多的家庭处在这种可能的风险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锁女子不仅是她父母的女儿，也是所有父母的女儿。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以及在发生后能帮助失散的人找回他们的家庭是所有人的愿望。

在科学上，如何利用现在发达的科学技术帮助已经被拐卖的人找回他们的家庭呢？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全国联网的高精度的dna图谱数据库（类似的数据库已经有了，但很不完善，效果不好），在这个数据库里不仅包括失去孩子的家长（这一点容易做到，因为家长都会愿意），更包括被拐卖的人口（这一点有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当绝大多数被拐卖的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在这个数据库里的时候，能够找到父母的就不仅仅是丰县的被锁女子。

从科学层面上来看，建立这样的dna图谱数据库的难度如何、成本高吗？

答案是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在成本上当然不低，但与让那些受害的家庭重聚相比，这样的代价又怎么能称得上高呢！至于建立这样的数据库的具体的难度和成本，基本上和建立骨髓捐赠者的数据库差不多。而根据中华骨髓库官方网站的信息，截至2022年1月31日，中华骨髓数据库的入库人数已经突破了306万人 [7]。

以上就是五个让人关心的问题。如果仅从科学层面来说，鉴定出被锁女子的身份并不难，其中的难度更是来自科学之外。我们期待江苏省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排除这些困难，给这一事件一个客观真实的答案。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愚昧、错误和灾难。如何面对这些错误，甚至以它为契机来提升社会文明的进程，则是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 “把坏事变好事的” 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就是在中国也不鲜见。比如本世纪初的 “孙志刚事件”，就导致了不合理的暂住证制度的消亡。

希望这次更加受人关注的 “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不仅能给公众一个真相，更能让国家在应对人口拐卖问题的制度上有所变革，这是人心所向，也应该是政府的愿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