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的公共体育设施资源知多少？｜数据-凯发k8一触即发

撰文 | 马倩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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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每周参加三到四次适当强度的体育运动既能强健体魄又有助于缓解压力。走出家门、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运动群体中，更是有益于加强人际关联、维持健康乐观的心态 [1]。

然而，人们使用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进行体育锻炼是一种自发选择的行为（self-selection）[2]，场馆和设施的可达性（accesibility）和使用体验（user experience）是影响个人运动意愿的重要因素 [2-4]。

我们抓取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人口千万级以上城市2020年公共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数据，共计20017条，聊聊 “双奥” 之后，公共体育资源如何惠及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是一个城市最具功能性和专业性的平价体育运动场所 [5]。

根据最新发布的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标准，体育场需要配备标准的田径跑道和足球场；体育馆需要满足一种或几种体育训练和比赛的条件；游泳馆除了支持基本游泳运动之外，还需要保障花样游泳和跳水等多种水上运动；而市民综合健身中心需要至少提供三种运动服务，如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和网球场等 [5]。

如图1，我们按照场馆所在行政区划距离城市中心区域的远近 [2]，将四个城市的体育场馆及其所在区划粗略分为近-中-远三个距离等级。由于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多数建在城市公共交通沿线，我们假设越是接近于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区域，到达场馆的途径就越多，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到达一个甚至多个场馆；反之，城市远端交通不及城市中心便利，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居住地附近的场馆 [2,4,6]。之后，我们将各区划15-65岁的常住人口作为主要运动参与者（也是该区域体育场馆的主要使用者），计算了四个城市各区划内场馆的平均共享人数，并把结果分布在近-中-远三个距离等级上，如图2。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16区拥有大型公共体育场馆48处，上海市16区共58处，广州市11区共38处，深圳市8区共37处。四个城市中，大部分远郊地区面积大，但人口较少，对应公共体育场馆也稀少；而城市中心和附近区域面积小，人口体量庞大，部分地区场馆较多。

考虑到高校承担了一部分市民的体育运动需求，此处我们不讨论各城市高校集中区域，如北京市海淀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广州市番禺区和深圳市南山区的公共体育场馆分布情况。

除此之外，以北京为例，朝阳区位于城市中心，交通发达，拥有包括国家网球中心、朝阳公园体育中心和朝阳体育馆等在内的十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然而庞大的人口体量也意味着平均每座场馆将有至少22万运动参与者共享。距离市中心略远的房山区，约83万运动参与者共享包括良乡体育中心、房山体育场在内的5座体育场馆；相较之下，通州区登记在册的公共体育场馆仅运河奥体公园一处，意味着一处公共体育设施服务百万居民。

而位于北京市远端的四个区，目前各建一座场馆——在公共交通尚待完善的远郊，或许仅有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才能享受公共体育场馆带来的服务。

与北京市类似，其他三个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城中心场馆空间虽数量较多但拥挤、城远端体育场馆数量过少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深圳市远端的光明区拥有包括东宝体育场、寅初体育馆在内的8座公共体育场馆，将每座场馆的共享者降至八万人。

我们统计了北京、深圳两市公共体育场馆的营业时间，发现大部分场馆的开放时间为早8-9点至晚9-10点，而有一些场馆在下午4-6点便结束营业；仅有少数场馆提供早上6-7点的晨练服务或延迟营业至晚11点左右。

2018年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居民时间利用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日早上8点是居民上班、上学或料理老幼的时间，而晚上6点到9点他/她们可能刚刚下班或完成子女的功课辅导。收拾妥当、背上运动装备、跨区换乘地铁公交赶到运动场，他/她们很可能发现运动场已经大门紧闭，或抓紧时间在场馆关门前锻炼一个小时。而当大多数人将运动时间安排在周末时，公共体育场馆预约难、停车难、运动空间拥挤不堪的情况便是常态。

我们未能找到广州市所有大型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数据。但据媒体报道，广州市已公开征集市民运动需求，争取协调或延长部分场馆的开发时间，并特别为滑板等小众体育运动专门设置个性化的场次，以满足不同运动参与者的喜好和习惯 [9]。

大城市空间有限、寸土寸金，而公共体育场馆面积大、结构复杂、建设和运营维护的成本高，这意味仅仅大量投资建设更多新场馆并不能解决市民业余时间休憩健身的燃眉之急。遍布于社区街道和附近公园广场的便民体育设施和小型场地，更可能是城市日常公共体育服务的主力军 [10]。

那么，这些便民体育设施和小型场地的建设情况如何呢？

据统计，北京市16区共拥有各类便民体育场地约1435个，其中包括棋苑，足、篮、网、羽毛球场，健身步道和乒乓球长廊等。为了适应街道、住宅区和公共建筑群等空间环境的约束和规划，各区除室内外开放式球场之外，还提供了笼式球场。此类场地的建造速度快、噪声小，建成后占地面积小、维护方便，正逐渐成为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新宠。如在青少年运动群体集中的海淀区，各类笼式球场多达37处。

位于北京城市远端的各区域的便民体育场地情况不一。具体来说，延庆区和平谷区的各类体育设施均超过130个，密云区仅提供了步道和球场，设施种类不及其他区域丰富，而门头沟区仅配置了5条社区健身步道和8个笼式球场。

上海市于2014年提出了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行动倡议，即在15分钟步行的空间范围内，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 的市民生活社区，而公共体育服务是其中理想社区生活的重要环节 [12-13]。

据报道，截止2021年底，上海市共建设约18299处市民健身苑点，1767条健身步道、2714处多功能球场，约101个社区健身中心和约186个市民健身房，遍布从城中心到远端的所有16个区划。

其中，便民健身苑的建设成果最为亮眼，已广泛建造于各种居民区或村镇的公共开放空间中。它是小区社区居民的综合性健身场地，相较于球场和健身房，其位于户外，占地面积小，空间要求低，可配置力量、有氧、益智等多种便民健身器材，灵活多样，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运动者使用 [12]。

城市飞速发展，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诸多负面问题。烟尘、尾气、噪音和光污染之下，公共空间中的体育活动存在诸多隐患，使得市民选择开放空间进行体育锻炼阻力重重 [14]。

研究表明，绿地空间，如城市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如体育公园）、沿河带状公园和开放绿地等，可以净化空气、降低噪音，有助于提升运动体验、使人心情愉悦、延长锻炼时间并维持运动习惯 [15]。因此，将城市绿地空间与公共体育设施相结合已成为全世界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发表报告，提出疫情后公共开放绿地的规划建议，并专门针对儿童群体提出了设计导则 [16]。

近年来，各城市均加大公园和绿地的建设投入，公园个数和人均绿地面积显著增加。

截止2020年底，北京市已建成各类公园360个，人均绿地面积达16.59平方米；上海市建成公园380个（媒体报道，最新统计为406个）[17]，人均绿地面积9.05平方米。

公园和绿地是北京市和上海市 “15分钟体育圈” 公共体育服务计划的重要基础，越来越多的便民健身器材和运动场地将设置在社区绿地、街心花园、沿河绿道，城市林荫带和城市公园内[13]。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冬天，北京市在11个市属公园中专门开设了冰雪运动场地，提供超过40种冰雪体育服务，总面积达60万平方米，以满足市民的冰上运动热情 [18]。

深圳立志打造世界级的公园城市，目前已建成的公园超过1206个（截止2022年2月，已达1238个），人均绿地面积达15.95平方米，成为名副其实的 “千园之城”。千余个公园形成了 “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 的三级体系，即在城市周边规划建造大型自然公园，修建用于徒步运动的郊野径；在城市空间中建造包括体育健身公园在内的各类专项功能性公园；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住宅区、利用楼宇间空地建造小型社区公园，在其中配置各类健身设备和步道 [19]。

此外，深圳的城市规划设计者们正在创意性地寻求城市空间的向上拓展。例如，2021年7月刚刚竣工的深圳湾体育训练基地，crossboundaries设计事务所 [21] 提出了 “天空公园（skypark）” 的概念，即在车厂大楼1.2公里的狭长屋顶上建造综合绿地运动场，通过合理的动线和导识系统将多种功能性球场和休闲健身区域无缝相连 [20]。

相关研究显示，理想的市民运动体验不仅仅在于满足设施场馆的功能性和美学价值 [4]。如，公共体育空间需要配备易懂的运动设备使用说明和空间导视、完善的夜间照明系统、aed急救设备和报警设备等，并安排人员定期检修维护，为运动群体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需要专门规划休憩空间，提供长椅、石桌和台阶等休憩设施以及饮水点和公共洗手间；还需要合理规划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3,4,6]。

公共体育服务更需要考量和解决老年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困难，比如添建盲道和盲文指示牌等无障碍设施，开辟亲子专属活动区和儿童游乐场以及专设犬类嬉游场地等 [3]。

目前，四个城市均已在一些体育场馆和社区健身场地推出晨晚练指导，召集专业体育人才定期为老年人、体弱者和运动初学者提供一对一的科学指导 [24]。上海市则率先提出了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的概念，在社区打造平价的适老化服务，内容涵盖体质健康检测、慢性病运动干预和康复训练、健身指导和知识普及等，从多方面满足老年群体的康养需求 [23]。

公共体育服务的信息流通问题是一个挑战。我们在搜索数据过程中发现，各个城市的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数据均存在数据收集方法不明确、维度命名方式不统一、概念定义模糊、数据结构混乱和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而且数据传播领域研究显示，此类问题由来已久 [25]。在更广阔的的范围内，我们很难查询到完整的、来自中小型城市和乡镇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数据，因而无从了解全国各地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及其服务情况。

我们发现，目前只有北京市 [26] 和上海市 [27] 建立了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并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各区划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点位、运动指导和市民体育活动等综合信息服务。而包括深圳和广州在内的我国大部分城市，无论是政府便民服务类移动应用还是商业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均没有提供全面有效细致的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查询功能。这意味着，那些初到一个城市的打工者、更换住地的居民以及居住在城市边缘的人们，很难快速了解到所在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信息。

在空间规划的语境下，可达性在于衡量城市居民克服时间空间阻力、从一个地点到达目标空间的难易程度 [2,6]；在产品和服务设计的语境下，可达性在于衡量产品或服务是否公平的惠及到每一个人，是用户体验（可用性，美学设计，可达性）的重要组成 [26]。

纵观我国四个超大型城市的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可以看出，在城市有限的空间中，全天开放、星罗棋布于社区街角的便民体育设施大大缓解了大型体育场馆城中心空间拥挤、开放时间不足、城远郊数量不足的问题；而近年来政府着力建设的社区步道、体育健身公园和林间郊野径等绿色运动空间，以及正在试行的、面向特殊群体的平价体育服务，彰显了城市规划建设者对打造高品质公共体育服务的决心。

我们也看到，当下公共体育空间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配套设施和服务不完善以及信息化不足等问题。

2021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围绕 “哪里可以锻炼身体” 的问题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时间、价格和服务内容等方面提出明确细致的标准 [5,10]。

未来五年，北京市将推进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和城市副中心绿色体育设施项目、建造百座各类球场并维护现有近千处室内外公共体育设施 [29]；上海市将进一步完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中，多功能球场、综合健身中心及其他便民健身场地的社区化普及 [30]；广州市和深圳市将打造世界级的体育城市，完善社区场地、多功能运动场地和健身步道等多层级的公共体育场馆及其服务内容 [31]。

进一步地，在 “北、上、广、深” 的标杆范本之下，在我国不同类型城镇中因地制宜地推行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大众体育服务，更值得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不容忽略。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 不同群体、不同身心状况的人走进公园绿地上的运动场 [1,3,4,6]，一同歆享锻炼身体的乐趣，才是真正体育强国的体现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