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海闻自述｜洋插队：海外存知己，闻声忆友人-凯发k8一触即发

经济学家海闻自述｜洋插队：海外存知己，闻声忆友人

2022/09/18

导读

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终生难忘。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毕业4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先自费出国留学的大学毕业生，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海闻近日撰写文章，回顾了自己毕业后自费赴美留学的难忘经历。经海闻教授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公众号授权，《赛先生》将陆续连载此文，以飨读者。前情见：

（一）

（二）

交流

作为最早自费出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我当时在美国的经历是现在的留学生们不会再有的了。当时，我们很受人关注。我刚到美国不久，就有台湾同学主动接近我。有的是好奇，看看从“敌对”的大陆来的学生长什么样，尤其听说我是北大来的，更觉得有神秘感。有一次，一位台湾同学看着我的毛衣问，“这是大陆生产的吗？”“当然是啊！”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中国大陆并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么贫穷落后，就像台湾人民也不是我们认为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

接触多了，就知道台湾学生有两类，本省人和外省人。一般来说，本省人对国民党不以为然，一个当过宪兵的台湾同学还跟我讲他所听到的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滥杀共产党的事。外省人比较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为此我们还发生过一些小争论。也有台湾同学告诉我，他们出国前专门接受过培训，告诉他们若遇到大陆学生应该怎么办等等，主要当然是动员大陆留学生“投奔自由”。怪不得我到美国后不久，就不断收到台湾寄来的《中央日报》《光华》杂志，还有“投诚奖励条例”等。

台湾学生对大陆学生很感兴趣，尤其是台湾女生，愿意听大陆男生们讲自己的经历。台湾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故事：上大学、当兵两年，然后出国留学。大陆的男生则基本上是一个人一个故事。可见，海峡两岸分隔久了，互相都不了解。1982年暑假期间，学校接待了一批台湾的官员和企业家来美短期培训，住在学生宿舍，也在我打工的学生餐厅用餐。聊天中，他们很快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而且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于是就一个个排队跟我照相，我顿时成了“明星”。

此外，其他国家的学生对大陆学生也不太了解，一看是中国人，都以为是从台湾来的。有一次碰到一些韩国学生，其中一人跟我聊天，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台湾？”他很自然地问。“不是，中国大陆。”我也很平静地回答。没想到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red china（红色中国）？！”然后，他马上大声地告诉同伴们，“他是从红色中国来的！”一群人立刻围了上来，好像观赏一个外星人一样地看我。

为了让港澳台及旅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大陆，我跟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联系上了，并从领馆文化处借来了一些大陆的电影，包括《布达拉宫》《黄山》《中国风貌》等风景纪录片，以及《喜盈门》《城南旧事》《知音》等故事片，周末在校园里借个教室放映，引来了很多台湾同学和当地华人观赏。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拍的电影，对于故事情节、演员演技，以及中国大陆的名山大川都赞不绝口。不少人看完后迫不及待地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放？为此，我还得了一个“电影先生”的名号。

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刚刚建交不久，美国人对中国大陆也充满好奇。当时在美国有一个“美中人民友好协会”，1974年成立于洛杉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民间对华友好组织之一。在加州州立大学里，不少教授是协会成员，其中一位数学系的教授newell跟我成了好朋友。

跟newell教授一起参加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我们一些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年会。年会上，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leonard freel woodcock），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美国友人马海德医生等做了精彩发言。参会的留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演员陈冲，她当时也在加州州立大学自费留学，但和我不在一个校区。陈冲是那个年代很火的女明星，1980年凭借电影《小花》中赵小花一角获得了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和南斯拉夫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在美中友协全国代表大会上跟陈冲等中国留学生合影

跟现在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年轻时也“追星”，在国外碰到当红女明星，忍不住上去搭讪几句。陈冲也是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英美文学。女明星在这种场合也是一个普通学生，看到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自然格外亲切。晚餐后舞会开始，陈冲好像想跳舞，可是中国的男留学生大多是书呆子，不会跳舞。我在大学里虽然参加了“扫舞盲”，但对自己的舞技也没有信心，终究失去了一次与女明星跳舞的机会。

生活

在美国的最初两年里，念书和打工之外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最喜欢的是开车。刚一到美国，看见年轻的小女孩都开个车到处跑，很是羡慕。想当年在农村插队务农时，想开开拖拉机都没有资格，现在如能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该多爽啊！于是，到美国不久后我就开始去考驾照。美国考驾照很容易，当时是10美元，先考笔试，及格后领一个练习执照，就可以跟朋友学习开车，也可以在有正式驾照的人陪伴下开车上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国内当个汽车驾驶员仍是很吃香的，“听诊器、方向盘、营业员”，都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可是在美国，尤其在加州，汽车就像我们的自行车一样，开车是人们生活的基本技能。考驾照不是一个门槛，教开车也不是一份职业。为了鼓励大家学习开车，考驾照时我看到了试题上有这样的鼓励：“不要紧张，全美国有几千万人都通过了驾照考试，你也行的！”由于看了一些过去的试题，我的交规笔试一次通过，还是满分，带我去参加考试的台湾同学不禁感叹说，“不愧是北大的，我可从来没有得过100分！”然而，我的路考则是一波三折，考了五次才通过，为此又去考了一次笔试，因为一次笔试只能参加三次路考。我的路考之所以如此不顺，一方面是对美国实际交规的不熟，另一方面是在洛杉矶的马路上开车实在太紧张。美国的路考不是在驾校的练习场上，而是直接上路去考。洛杉矶地区不仅交通繁忙车水马龙，而且车速都很快，我一紧张，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考官就马上给我fail（不及格）。不过，这样的严格要求也使得我的技术提高很快。拿到驾照后，我就经常找车开。暑假期间，一个台湾同学回去探亲，就把他的车子交给我玩。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晚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小汽车”和“高速公路”，就这两个概念就已经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激动一番了。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拍照。摄影本来就是我的爱好，中学时就经常跟同学在一起，用120的海鸥照相机或我们家的135照相机拍照，我们还用红领巾包着15瓦的灯泡做暗室，买了相纸、显影剂、定影剂等自己印照片。到了美国，我就希望能把在那里的很多经历拍下来回国跟家人和朋友分享，也想留给将来的回忆。我还拍了很多幻灯片，除了美丽风景、高楼大厦、各类活动外，我还专门跑到洛杉矶的穷人区，拍露宿街头的流浪人群，也拍了在草坪上认真看书的美国学生。我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幻灯放映机，回国后将这些幻灯片放给大家看。

跟易纲同学在迪士尼乐园游玩

当然，旅游也是一件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在美国留学的最初两年里，我跟一些香港同学一起开车去了一趟旧金山，跟两名印尼的华裔留学生开车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但最难忘的两次，一次是1982年暑假，北大同班的室友易纲来加州看我，我们一起去洛杉矶南面的迪士尼乐园去玩了一天。他是我们77级第一批公派学生，当时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虽然都是研究生了，但我们在迪士尼乐园还是玩得像孩子们一样开心。可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受童趣，在黑暗的“空间”和“鬼屋”中大喊，在“飞船”冲向水中时大笑，直到晚上仍意犹未尽，把到美国以来的所有压力和疲惫都荡涤一空。

跟同学去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旅行

还有一次是跟在图书馆一起工作的国际学生开车去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tijuana)。蒂华纳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南面。这次旅行的最大感受是美墨之间的“差别”。首先，出入境的差别：从美国去墨西哥，既不需要签证，也无入境检查，根本没有人管，只是通过一个不可倒转的旋转门，就从美国来到了墨西哥。反之，从墨西哥回美国，则不仅反复审查，连汽车的后备箱都要打开检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墨西哥连国家的尊严都没有了，继而又觉得墨西哥也很无奈，他们需要美国人去消费以改善生活。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美国这边的高速公路质量很好，一过边境就马上不行了。美国这边的圣地亚哥富裕发达，墨西哥的蒂华纳则贫穷脏乱。除了很多兜售商品的和乞讨的，还有不少拉皮条的。说实在的，这种贫穷和富裕的差别，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我来说，还是深有感触且不是滋味的。

回国

从1982年1月入学到1983年12月毕业，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这两年读的是硕士学位，除了英文以外，学业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我没有像早年很多自费留学生那样，因为打工而耽误学业，或因为成绩不好需要多修学分而不得不打更多的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过来了，基本上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9个学分的英语课和27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最后一个学期我只修了一门课，同时在准备加州州立大学获得学位必须要通过的英文考试gwpe。

当我即将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美国教授海格兰德（haglund）劝我继续留在美国读博士。她说，在美国学术界，硕士基本上不算什么，读完博士才能算得上经济学家（economist）。她甚至愿意替我做申请学校的经济担保人。另一位教国际经济学的日本裔教授ishimin对北京大学很看重，我是他教过的第一个北大学生。上课之余，他还经常跟我聊天，甚至请我到他家吃火锅。他也觉得我应该继续读博士，并愿意替我写推荐信。

因此，临回国前我决定申请1984年秋季入学的博士项目，考了gre，发出去一批申请信，然后准备回国等结果。如果有学校录取我了，我就再回来攻读博士，如果没有学校录取我，那我回国就开始找工作。不管怎么说，我是1983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可以说是77级获得学士学位后最早的留美硕士之一，回国找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听说我要回国，很多朋友都很诧异。当时中美之间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很多人出国都想留在美国。尤其自费留学，没有花国家的钱，也没有公派学生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签证规定，因此自费留学生几乎没有学成回国的。但当朋友们知道我希望回去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时，又都表示钦佩和支持。

在欢送会上发表“告别演说”

1984年2月5号晚上，加州长滩的美中友协分会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晚会，来了48人，包括教授、同学、朋友，不少美国人和国际同学，还有很多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国同学。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祝福留言。

来自台湾的陈钧铭教授的留言：

“海外存知己。闻声忆友人。”

美国朋友gary的留言：

“your time here in my country was short, but our friendsh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be long. good luck on helping your people! （虽然你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友谊将是长久的。衷心祝福你能帮助你的人民）。”

一位台湾同学的留言：

“盼望您能用您的所有，为和平统一中国尽全功。”

一位香港同学深情地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

“别后相见知何日，长堤此际诉离情。”

很多朋友送了礼物或贺卡，表示希望今后能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再见面。晚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大家轮流发言，依依惜别。我深受感动，留恋不舍。当晚我作了“告别演说”，回家后还记了日记，留给将来的回忆。

在洛杉矶机场乘坐中国民航（caac）的班机回国

1984年2月11日，我在获得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入境签证”（那时回国还需要签证）后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从洛杉矶回到上海，结束了我第一阶段的自费留学经历。

回到家不久，我就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通知书。于是，我没有在国内找工作，半年后又一次回到美国，开始了我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又一段经历。

从1982年出国，到1995年开始回北大，到2002年最终辞去美国大学教职，我先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与后面的经历相比，最初两年的自费留学生涯是最艰苦的，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难忘的和最有价值的。我通过在美国社会的打拼，战胜了语言、文化、专业、财务等各方面的困难，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初中没有读完的知青，到一个基本不会英文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再到一个美国大学经济学硕士的转变，奠定了日后在美国继续学习工作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两年的“洋插队”，就如东北九年的下乡，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终生难忘。

2022年7月

作者简介：

海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曾在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九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77级），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曾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助教授和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回国参与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创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08年创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制版编辑｜小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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