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达尔文第一个中国弟兄
当大家以不屑一顾的姿态批判着蛮夷之人的奇技淫巧的时候，他在船政学院学习来自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当大家骄傲自满的大喊所谓“西学中源”的时候，他观察、探索、思考洋鬼子们到底强在哪里；当大家刚刚尝试学习西方理论制度的时候，他已经仔细斟酌地翻译出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心怀抱负，他逆着环境，有价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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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老多
编辑 | 宁茜
15、16世纪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船队，绕过好望角漂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登上了中国广东的海岸，大鼻子蓝眼睛的洋水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一开始是大鼻子洋水手，接着是蓝眼睛的洋和尚。洋和尚的到来除了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和咱们孔夫子、如来佛一样受人尊敬的大圣人耶稣以外，从洋和尚那里大家还看到了好多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玩意儿，比如世界地图、自鸣钟、望远镜等等。洋和尚高兴地把这些玩意儿演示给大家看，于是，一个叫“西学东渐”的时代开始了。而最早用理性思维去看待西方思想的人就是严复。
像海绵一样汲取先进思想
严复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早一个用理性思维看待西方的学者，完全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个塾师黄少岩先生的教导，先生教他从朱熹、王明阳那里学会了思辨的方法、从顾炎武那里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从顾炎武那里知道了何为匹夫之责。除了治学态度、心中的理想，严复还是一个心中充满好奇，不顾习惯的羁绊，心无旁骛地去探寻、去玩的大玩家。所以严复和他同时代另外一位大师，戊戌变法的第一推动者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为了达到国家自强的目的，康有为变法的理想是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儒家传统撮合在一块，创立儒教，康有为对儒家以及传统还抱着希望，为了不脱离传统他琢磨出一套洋为中用的办法。可严复觉得传统已经烂透了，他想另起炉灶，全盘西化，玩的比康有为雷人多了。
如果不是心里装满好奇大问号的玩家，一个只读过之、乎、者、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中国书呆子，肯定不会对船政学堂里用英文讲的，来自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比如算术、几何、地质学、天文学，还有外语等有多大的兴趣。而且那时给学生倒贴钱的船政学堂是一个科举以外，入不了正统的学校，更没人逼着非要得高分。可是严复在船政学堂5年的时间，所有课程成绩都是一流，可见这些新知识对他充满了强烈的吸引。
5年以后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那时他19岁。由于受到沈葆桢和洋教头的赞赏，毕业以后他进入北洋海军，成了大清朝北洋水师的一个水手。他先在福建船政局制造的“建威”号巡洋舰上实习，第二年上“扬武”号巡洋舰服役，4年的时间里他随军舰游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海域，巡洋舰还访问过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等地，如此广阔和丰富多彩的世界让严复这个满脑袋问号的大玩家眼界豁然开朗，于是，一个全新的使命悄悄落在了这个青年人的头上。
1873年恭亲王和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大臣，奏请皇上选派优秀人才赴英法深造，四年以后这个奏请终于被批准了，于是一批留着大辫子的中国留学生到达了法国，这其中就有严复同学。严复在法国上岸以后，被送往英国朴茨茅斯大学，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和海军技术、海战公法等各种课程。由于去英国以前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所以严复在英国的学习可谓如鱼得水，按史华慈的话说严复虽然不是这些留学生中的“翘楚”，成绩显然也是很棒的。
不过在英国这些专业学习和训练，都不是严复可以成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最根本的原因，他学的这些知识，受的这些训练，也许能让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或者战无不胜的海军上将，但他全都不是。真正让严复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原因是“与富强的东道国相比，中国那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整个现状不可避免地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专业之外的普遍问题。”[1] 什么是专业以外的普遍问题呢？那就是西方为什么比中国强，洋鬼子们到底强在哪里。
严复在英国留学，一共只呆了两年多。这两年严复小同学可忙坏了，课余之时这个还留着大辫子的留学生，钻进大街小巷，睁大眼睛观察英国佬的生活，他还溜进法庭，装模作样地旁听庭审过程，其实他是想知道英国佬到底怎么给小偷流氓判罪。放暑假他买张船票横渡英吉利海峡，跑到法国去了解法国大革命在那里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他想知道啥是共和国，啥是君主立宪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钻进图书馆，大量地阅读各种书籍，像一块掉进水里的干海绵，在知识的海洋里贪婪地吸吮着，他读过的书包括当时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比如亚当·斯密、达尔文、赫胥黎、约翰·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的著作。
这些经历，这些观察、探索和大量的阅读，还有对“专业以外的普遍问题”的思考，才是造就严复这个中国近代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根本原因。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严复观察、思考和阅读的书籍，恐怕是现在留洋10年以上的留学生想都不要想的。如今留学国外，去洋插队的孩子，主要的目的基本是为将来找个好工作，挣大钱，就算也是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一般都喜欢在课余时间周游欧洲，几年下来，书读了几本，毕业论文写的如何不知道，在微博上关于各国名胜的游记肯定写了一大堆。严复不是，他虽然也是个心无旁骛的玩家，可挣大钱他不敢想，周游欧洲列国到死他也没去玩过。在欧洲的两年，除了英国他只去过法国，也不是去玩转法国，坐在塞纳河边悠闲地喝咖啡，偷看美女，他是去观察大革命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国家富强的秘诀。
严复的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几次疾风暴雨式的动荡时期：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还有张勋复辟等。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革，革命家、爱国者还有各种投机分子都曾经在那个时代大显身手。1878年，也就是严复出国留学后的第二年，国父孙中山也到达檀香山，开始了5年求学和造就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经历。
不过，严复这个在英国学习和掌握了大量西方知识和思想的人，没有就此产生推翻清朝皇帝的想法，虽然在甲午战败以后他也曾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2] ， 并为戊戌政变中死难的六君子鸣不平，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行动家，更不是革命家，他到死都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者，不过他留下的，却不比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少。
他一生翻译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耶方斯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肆言》（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s）；甄克斯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这些著作几乎把当时西方所有的先进思想，包括进化论、经济学、逻辑学、民主自由思想、社会学等第一次用中文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当严复趴在桌子上翻译各种西方书籍的时候，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尽管严复不是一个革命家，但他留下的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著名革命家和学者都从严复翻译的这些书籍中受益，这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孙中山、陈独秀和毛泽东。
现在关于严复一生的经历可以在很多书或者网络上读到，比如史华慈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还有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不过如今他在人们心里留下的，多数都是一堆资料性的概念，比如中国近代著名启蒙学者、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国立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慈父、鸦片烟鬼，还有袁世凯、张勋复辟的乏走狗等等。另外现在大家对严复的了解，也就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主要贡献，多数是他在西方政治体制、哲学、社会学、自由民主思想和教育等方面，而对中国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却不常被人提起。
达尔文第一个中国弟兄
那么他究竟对中国的科学进步有过什么贡献呢？从前面罗列的，严复翻译的各种西方书籍中可以看出，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起码是具有自然科学方面内容的书。因为赫胥黎这只达尔文的斗犬，在这本书里其实就是在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只不过他又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探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他是极端反对当时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兴起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复用这本《天演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几个纯粹的中国文字和中国语言，把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第一次带进了中国。
严复翻译这本书不仅仅是逐字逐句把赫胥黎的书翻译完了事，他还在书中写下了大量的旁注，用他自己的理解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一番解释和论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这样评论：“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过。” [2]
严复在《天演论》的旁注中描述和讨论了大量的科学思想，比如关于科学精神他写道：“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如今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其万者一也。”[2] 这些桐城派的古文就是没张爱玲的言情小说容易看明白，几道老先生的意思是，搞科学研究最怕的就是只看到肤浅的现象，“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忘了去探索事物的真谛，“忘事理之真实”，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如果没有独到和创新的思想，“抱深思独见之明”，那你看到的还不到万分之一，“不能窥其万者一也”。这里严复给我们描述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天天在唠叨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所以这些话不但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穿越到21世纪的今天也都挑不出半点毛病。
还有一段翻译，严复也写得十分精妙和富于哲理：“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2] “每下愈况”出自于《庄子》，是东郭子问庄子道究竟在哪儿的时候，庄子说的一句名言。而严复却把这个“每下愈况”用在解释科学方法上了。他这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自然万物的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每下而愈况”的，也就是可以把事物分解为更小的单元，于是“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只要研究和认识了每个小单元，那么整个事物也就可以尽其性，找到事物的规律了，穷其理。
这其实就是严复对科学中还原论思想的描述。我们知道，还原论是一种科学上很常用的方法，比如现代生物学把生物从一个完整的个体分解到了细胞、分子、dna水平，物理学把物质分解到了分子、原子、原子核里的质子、电子，甚至更小的轻子、夸克，然后从对细胞、dna和原子、质子、电子的研究来了解事物整体的规律。
不仅如此，在严复的《天演论》里还包含了大量的科学史知识。从古希腊的泰勒斯开始，一直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以及进化论产生的前因后果等，都被严复生动地描述了一遍。严复在《天演论》里写的这些旁注，简直可以集成一本相当完整的通俗西方科学史。
严复翻译这些洋人的著作，虽然用的都是古文，但他的古文读起来十分地流畅，文采飞扬，用字及其精妙。这除了他是个桐城派以外，他在翻译这些洋文书籍的时候，还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信、达、雅。信就是忠实于原著的思想，达是语言通顺、易懂、规范，雅更是讲究文采和流畅的风格。所以严复在为翻译某个外国字时，经常是“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躇”，竟然会为“一名之立”踌躇琢磨一个月！真不愧一个玩文字玩到极致的桐城派大家。“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其头晕。”这是鲁迅说的。
有价值的普通人
严复作为中国的一位启蒙思想家，应该说是极为称职的，从他翻译的《天演论》可以看出，他已经看到和认识到国家富强究竟来自哪里，现在我们都知道无论何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的教育方式，都依赖于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切的基础。对此显然严复已经非常清楚，所以他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不仅仅翻译了赫胥黎所描述的进化论，严复还以自己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为大家讲述了科学思想以及西方科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严复对后代的启蒙、启发和影响，也可以从鲁迅的评论中看出来：“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篇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朝花夕拾 锁记》）
严复和大家一样，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多数时间是不得意的，虽然学富五车，可由于他上的学都属于旁门左道，不是科举仕途，所以回国以后得不到朝廷的重视。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做过教习，所谓教习虽然属于一种学官，可无品无级，和穷教师没啥区别，后来又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做过总教习，还是个吃粉笔末的，1889年“报捐同知衔”，就是花钱买了“同知衔”，委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同知衔的会办虽然是个五品小官儿，但却是个副职，1890年严复好不容易熬到了正职——总办，可因为和李鸿章大人意见不和没过多久就不干了！
没做过多大的官，也没挣到多少钱的严复，他的后半生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翻译上，后来除了一点微薄的薪水，基本靠版税勉强度日，不得意的生活让他染上了鸦片烟瘾。在惨淡的生活面前，严复也许期待过也抱怨过，但是有一件事他从未放弃过，那就是用他的学识拯救贫弱的、正在受人欺凌的祖国的理想。晚年他回到家乡，1919年想序译穆勒的《名学》，却因严重的哮喘病未果。1921年10月，这位老人乘鹤西去，结束了他平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临走前立下遗嘱，内列三事：1，中国不必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判。2，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严复已经过世将近100年了，作为一个个人，严复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功，不过，他带给我们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哲学、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制度、以及进化论、科学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他不但把世界带进了中国，也让中国人走向了世界。
如今，在我们享受着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一切好处的时候，最好别忘了，曾经有一个叫严复的普通人，一个有价值的人。
参考资料
[1] （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2] 严复著《天演论》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文本经作者授权摘编自《贪玩的人类2：穿越百年的中国科学》第一章，略有删减。标题、引言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