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解密 | 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凯发k8一触即发

文｜王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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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发生的讹误报道

2015年12月8日，我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指出，2015年11月26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文章中有几段描述失实：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他们平时很少聚会，但那天显得特别高兴，还喝了酒。“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回京途中发生事故，爆炸起火。当人们从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二人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 郭永怀和同事一起吃饭，不是和钱学森、王大珩，而是和王淦昌、彭桓武。

2.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

3.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

谈庆明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

2015年10月17日，李佩在怀柔中国科学院大学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李伟格／摄

谈庆明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2001年12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手稿》，他是三位编委之一。

读罢谈先生信，我立即从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2015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第十版整版报道，标题是《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作者：柯学源。

我仔细阅读，在结尾处，骇然发现自己居然是这篇文章的贡献者之一：“王丹红、吕庆其、顾迈男、刘志峰、张苏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均为资料图片”，可文章作者从未跟我联系过！

谈庆明先生所讲李佩在获知郭永怀先生逝世时的情形，与我2003年2月在李佩家中采访时，她告诉我情况是一致的，当时专访文章《李佩：在平淡中传奇 》发表在2003年4月8日出版的《科学时报》上。  

文章对当时情形的描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5岁的郭芹即将初中毕业，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黑龙江白城插队落户，白城位于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处。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但李佩未能幸免。留学美国的经历让她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可是这一天一等再等也没有等到回家的人，当时她想也许是他临时改变了计划，来不及向她打招呼。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李佩一下就知道出事了。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的准备，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因飞机在北京上空失事不幸牺牲，终年59岁。

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我专门请李佩先生审阅，确信无误后才发表在《科学时报》上，那一年，李佩先生86岁。

2015年9月，我在新媒体《知识分子》上发表文章《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也是根据我对李佩的采访所写。

我不知道作者“柯学源”是怎么阅读和引用我的文章！我只写过李佩先生的文章，从未写过郭永怀先生的文章。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了进一步澄清史实，我努力查找资料，试图了解当时具体情况。

回国之初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7岁时考取青岛大学附中，20岁时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22岁时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后留校任物理学家饶毓泰教授的助教；他1939年考取英庚土款留学生，1940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在数学系主任j.l.synge教授指正下，于1941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即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此认识了钱学森，两人成为一生挚友。

1945年郭永怀获博士学位，1946年9月出任康乃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助理教授，1947底晋升为副教授，1955年夏晋升为正教授。成为享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1947年2月，李佩赴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在这里她与郭永怀相识相恋；1948年春天，他们结婚，1951年，

女儿郭芹出生。

李佩、郭永怀在康奈尔的家。李伟格供图

1956年8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职位，携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应钱学森之邀，郭永怀回国后即到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先后出任力学所学术秘书、副所长，他关注学科设置、研究领域和方向等，为力学研究所的发展付出极大心血。

1958年，在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下，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步伐加快，初夏的一天，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和党委书记杨刚毅，泛舟昆明湖，谈到力学所的大政方针，也谈到青年人才短缺，有需要依靠科学院成立一所大学，培养国际尖端科技人才。

他们建议一所大学的提议获得中国科学院领导层的支持。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在北京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担任校长。

中国科学院提出“理工结合、所系结合、全院办校”的方针，一批著名数理化天地生学科的科学家领衔出任校系领导，比如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郭永怀任力学系副主任及化学物理系主任，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赵九章任地球物理系主任等。

李佩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学的是工业与劳工关系，回国后所学知识用不上。当时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希望她到外事局工作，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她选择留在中关村，出任新成立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1月上班。她说：“都是一些公共事务，管的事情很杂，碰到什么事都得管，我记得办的第一件事就去找派出所，让他们到中关村办公，让科研人员办户口时少跑路......”

那段时间的生活忙碌也相对平静。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郭永怀一如既往地日理万机，忙于研究和教学。然而，到了1961年时，李佩发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老郭这时经常出差，时常打个招呼就走，却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还不能问，我知道他在做重要工作，也就习惯于他说走就走的工作方式。”

这一年，李佩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她从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调到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教研室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受命于危难之时

郭永怀在做的“重要工作”正是高度机密的“中国核武器”的研发。

聂荣臻元帅（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两弹一星”的决策人、领导人，他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记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起步的情况。

1957年10月15日，中国与苏联签订《国际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10月，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作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1964年2月，发展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

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1961年4月，郭永怀临危受命，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受聘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当时的情形，王霞在《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一书中写道：

“（1961年的）一天，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被专车接进中南海，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西花厅，周恩来把三位科学家请到沙发上就坐，与他们畅谈国际形势，交流思想感情。周恩来说：‘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际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你们当之无愧。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周恩来对科学家们三天里改变研究方向，服从祖国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制行列中来非常赞许。” 

国防功勋

郭永怀历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迅速掌握了原子弹的构造原理。

在九院成立的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中，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他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组织一系列前期试验，将力学研究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动力学等研究，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做出巨大贡献。

1963年7月，中央决定将核武器研究院总部迁往青海高原一片荒凉的沙漠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王霞在《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一书中写道：“原子弹爆炸前三天，周总理指派刘柏罗邀请当时在北京的彭恒武、邓稼先、郭永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一同飞往罗布泊，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1964年10月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刊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怜子如何不丈夫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正当郭永怀为国家的“两弹一星”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时，他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妻子成为“美国特务”，女儿成为“狗崽子”！

1966年6月，有人在中关村福利楼贴了大字报，四张大纸拼成一个大标语“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文革期间，1954—1956年回国的学者被叫作“特务集团”，美国回来的是“美国特务”，英国回来的是“英国特务”，德国回来的是“德国特务”。

因为留学美国的经历，李佩成为“美国特务”，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里接受审查。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受到特别保护，没有打成特务。

周晖和郭芹在同一所小学和中学读书，两人在中关村是邻居，同时“上山下乡”，在同一个知青点接受再教育。她在《忆郭芹》一文中写道：

“文革初期，1966年8月8日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视为狗崽子，赶出了去天安门觐见领袖的队伍，我俩相伴哭泣着一同穿过科学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里。”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从北京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及发射作准备工作；12月4日，在单位接受审查的李佩接到郭永怀电话，告知他将于第二天回北京，并安慰她不要着急。

那时，他们17岁的女儿郭芹，作为北京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员，已于1968年9月20日从北京乘坐专列到与黑龙江交界的内蒙古农区。

郭永怀在赴青海核试验出差之前，已知道李佩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里接受审查。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谈庆明回忆说：

“1968年10月3日，郭先生最后一次去西北基地前，已经知道李佩先生进了中国科大的‘牛棚’，并且还问过所里的某同事，李佩究竟怎么回事，我们的同事无言以对；而郭先生到了基地后，还打长途电话给他力学所的秘书，再问李先生的处境，他的秘书也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家，他心急如焚要早点见到李先生。郭先生乘坐的飞机失事后，科大军代表不好意思把噩讯告诉‘牛棚’里的李先生，便让李先生回家。后来是力学所的军代表派人去告诉回到家里的李先生。”

12月5日，郭永怀乘坐苏制伊尔14小飞机回京。飞机失事瞬间，他和警卫员、18岁的解放军战士牟方东紧紧拥抱在一起，壮烈牺牲，但两人胸口间机密公文包完好无损。

周晖在《忆郭芹》中回忆郭芹当时接受父亲遇难时的情形：

“12月7日清晨，有社员跑来说，前屯大队部接受北京国防科委的电话，通知郭芹她父亲乘坐的飞机失事，让她马上回北京。郭芹有点懵，我们都懵了，赶紧派两个女生陪着她去公路截长途汽车到县里，从县里再乘车到洮南赶火车。郭芹的父亲牺牲后，她又是独生女，是可以留在她妈妈身边的，没想到第二年春天，郭芹依然回到屯里，而她妈妈也去了安徽干校，回北京探亲时她住过钱学森家里。”

周恩来总理得知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的消息，立即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发布这一不幸消息；196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报道：

“新华社十一日讯，中国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五十九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奖章”。

尽管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但李佩至今仍然不知道这架飞机究竟是怎么失事的。她一直在追问，但一直没有答案。我们的宣传机构，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追究事实真相，却以主观意识将悲剧写为英雄赞歌，这是郭永怀先生的第二次死亡！

今天，我们在纪念郭永怀先生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是否更需要反思：为什么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为国家民族事业鞠躬尽瘁时、还要承受家人受难的精神痛苦？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吗？郭永怀为祖国做出如此之大的不朽贡献，他的妻女承受了他罹难后的巨大痛苦，却在他牺牲后却仍然被下放关押？我们是否该对李佩和郭芹说一声对不起？

郭永怀一家1953年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