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从协和博士到中国和世界公共卫生先驱 | 王丹红专栏-凯发k8一触即发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陈志潜博士（1903-2000）

撰文 | 王丹红 （《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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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日，在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暴发后不到三个月，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任院长。这个仅用30天就获批准成立的学院，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成立速度最快的学院。

清华大学在新闻中写道：

历经百年的公卫学科在此次疫情中显露短板。19世纪，英国伦敦不断出现的群体性传染病事件，催生了公共卫生学科。我国公共卫生教育起源于20世纪初，但随着我国公共领域“防”与“治”分离现象日益突出，公共卫生人才数量不足，特别缺少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人才等成为现实问题。

早在20世纪初，中国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已开设公共卫生专业课程。1918年-1920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公共卫生医学专家赴中国考察传染病情况。1921年，该基金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设立第一个公共卫生教授席位，1925年成立公共卫生系。

从1924到1942年，协和医学院至少有17%的毕业生（医学生和护士）进入公共卫生事业领域，他们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批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公共健康事业领导者。从北京、上海到南京晓庄、河北定县，他们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建立起第一批社区医疗保健体系，不仅为20世纪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卓越贡献，也成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典范。

陈志潜博士是其中的一位。

1929年夏，陈志潜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md），随后到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任卫生指导员，开启了中国乡村卫生保健的事业，一直到2000年去世。他是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定县模式”的创立者、农村健康教育的奠基人、社区医学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1985年，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卫生科学部邀请，82岁的陈志潜教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写下自传《医学在中国农村——个人回忆》（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回忆自己14岁立志学医、17岁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26岁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致力于让中国农民能享受现代医学福利的经历。

1989年，该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全世界推荐发行。这是陈志潜留给中国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他在序言中写道：

作为一名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致力于在占我们人口80%以上的中国农村传播现代医学……寻找最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是我这一生关切的核心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让现代卫生保健福利能惠及中国亿万农民，我的这一志趣源自数个坚定信念：即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有赖于普通人民；在许多方面，来自西方的科学医学的益处超过我国的传统医学；只有当现代医学能惠及普通百姓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时，它才能对国家卫生体制产生重要影响。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公共卫生和社区医学成为当务之急的今天，我们追溯陈志潜教授的成长足迹和医学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百多年的历史。

19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陈志潜（左二）和老师们在一起。

1903年9月， 陈志潜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双流县）一书香门第，父亲陈大可是清代秀才，外祖父是私塾老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从他记事起，家人不断生病，4岁时生母病故，之后姑母、姐姐和弟弟相继去世。他曾在外祖父家生活一段时间，通过外祖父，他接触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所幸继母对他慈爱有加，支持他10岁时转入新式中学读书。1917年，继母病重，尽管请中医切脉处方，病情却有增无减。无奈之下，14岁的陈志潜陪继母到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附设的诊所，请西医救治。诊所里，他看见彬彬有礼的医生用温度计、听诊器、血压计等现代仪器，温和仔细地为母亲检查身体，深受感动，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现代医生，治病救人。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现代医生，也不知道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已经有医学院。一天，他读到上海《申报》一篇介绍中西医的文章，便给作者——湘雅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的学生李振翩写信，请求到湘雅学校学习。李振翩回信写道，现代医学远远胜于传统中医，建议他报考新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协和医学院的名字。于是，他又写信给协和医学院。

不久后，一封英文回信抵达家中，他查字典将信读懂：

协和医学院的大部分教师是外籍教授，用英文授课，课程使用英文课本；入学考试也全用英文，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文口语；根据你所写的信，你的英文水平应该不能通过入学考试。

陈志潜决心试一试，他开始每周找教会老师补习英文，继母拿出私房钱从上海买来数理化的英文教材。经过三年努力，1921年夏，17岁的他高中毕业，启程到北京参加协和医学院的考试。

协和医学院1929年届医学博士合影，右二为陈志潜，他的同班同学有林巧稚、施锡恩、荣独山、林元英等。

从成都到北京，山高路遥远，他和一位到北京工作的亲戚同行，经过一个月的陆路、水路和铁路颠簸，到达北京。进入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关是要通过为期一天的英文和智力测试，第二关是要通过中文数理化考试。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入学协和医学院后，陈志潜发现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自己的以前生活好得多。一位名叫李廷安（1898-1948）的同学带他周游校园、介绍设备设施的使用，这时，他发现自己是学校唯一一位来自中国西部的学生。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好友，毕业后均献身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省共事。

协和八年学制包括三年医预科和五年本科，师资均是美国和欧洲名校的毕业生，教材是用西方最好大学的教材。学校实行淘汰制，学生们全力以赴地上课、听讲座、做实验、读参考书和考试。其间，他获得奖学金作为学费，通过做宿舍管理员、学校会计工作支付自己的食宿费用。

1924年，陈志潜通过医预科考试，进入医学本科学习，因为学费的昂贵，他一度想转学化学，但教授鼓励他坚持学医，并帮助他获得了连续五年的奖学金。

19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时局动荡，也影响到高等学府中的莘莘学子。1925年上海发生英国警察枪杀游行者的 “五卅运动”，打破了陈志潜平静的学习生活，激发他的爱国热情，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战点，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专业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参加抗议游行，在校园里辩论时事政治和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1926年的一天晚上，陈志潜和几位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同学讨论：在医学院毕业之前能做些什么？当时的中国社会：卫生环境差、民众缺乏卫生常识、各种疾病广为流传。他们决定以1926年的中国干支纪年 “丙寅” 为名成立“丙寅医学社”，创办《丙寅医学周刊》，宗旨是提倡医学、公医制度、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增加民族健康。陈志潜任周刊主编，提出 “灌输民众医学知识” “扶助民众健康”，五年间撰稿百余篇。

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集

对陈志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1926年，他遇见了生命中的伯乐——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1890-1962）。

兰安生指引陈志潜走上了公共卫生之路。

1921年秋，17岁的陈志潜考入协和医学院，31岁的兰安生受聘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

从1921年至1934年，在协和医学院近15年的时间里，兰安生指导创建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第一个社区保健站和教学基地：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传播讲授公共卫生理念，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医学公共卫生领袖人物，包括姚寻源、李廷安、陈志潜、裘祖源、叶恭绍等，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创立了中国第一批城市和乡村的公共卫生设施。

在兰安生的影响下，从1924到194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至少有17%的毕业生（医学生和护士）进入公共卫生事业领域，经济学家何廉（1895-1975）评价兰安生是 “公共卫生之魂”。

1890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的兰安生和中国的渊源甚深。父亲兰雅谷（james s .grant）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1888年受密歇根大学基督教青年团派遣，和新婚妻子到中国宁波一所教会医院工作。父亲曾告诉兰安生：“做医生不是单单为了赚钱和治好几个病人，医生也应该多关心社会问题。”

兰安生16岁返回加拿大念高中，1913年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191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自此一直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直至1962年逝世。

兰安生在洛克菲勒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研究钩虫病和疟疾。1918-1919年，他曾到中国江西萍乡煤矿调查，发现85%以上的矿工感染这种肠道寄生虫，矿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都很艰难，他也因此结识了时任汉冶萍公司秘书长的宋子文。他认为，缺少有效的公共卫生机构和足够的经过医学训练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样的群体健康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1919年回到美国后，兰安生到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和公共健康学院深造，师从院长william welch，1920年获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他那时意识到：疾病并不只是简单地涉及病原体，也是社会和经济失衡的表征。

1921年，兰安生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指派到中国，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公共卫生教授。

实际上，1915年筹建协和医学院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并没有设置公共卫生专业——即使在此之前的1910年12月，中国东北暴发严重鼠疫。当时，清朝政府任命31岁的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1879-1960）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通过现代医学方法确认鼠疫由呼吸道传播并设计了防疫口罩，疫情在四个月之内得到控制。1915年，伍连德和颜福庆等发起成立 “中华医学会”，推动全国健康教育、敦促政府成立国家水平的卫生行政管理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付结核病和性病等多种威胁公共健康的疾病。

此后的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全球暴发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5亿人感染、2000万-5000万人死亡。

1918-1920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军营医院（左）；西雅图电车服务员拒绝没有戴口罩的乘客（右）。

在这种情况，洛克菲勒基金会1921年在协和医学院设立了公共卫生教授席位。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公共卫生设施，从行政官员到医学生们，基本上都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

兰安生从原地起步，调查北京周围的健康状态、卫生环境和保健意识。1923年10月，他向纽约总部递交了一份80页的报告，申请在协和开办公共卫生系，他写道：“任何将治疗与预防人为分离的做法，对二者的效率都是有害的。”

课堂上，兰安生发现学生们对公共卫生的兴趣不大。他没有灰心，反而迎难而上，在课堂内外热情地宣讲公共卫生健康的理念，寻找最优秀又有志趣的学生，鼓励他们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教学上，他突破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实验室为中心的公共卫生教育模式，坚持公共卫生教育应根植于社区预防和治疗，他说：“治疗医学要诊断的是单个病人，公共卫生则要把社区作为自己的工作单元。”

他常引用本杰明·弗兰克（benjamin frankin，1706-1790 ）名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英镑的治疗（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来强调预防医学的重要性。       

1925年9月，在兰安生的指导下，协和医学院和北平警察厅合作，在医学院所在北京市东城区创建了 “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展公共卫生项目，内容包括小内科、小外科、牙科、生命统计、环境卫生、工厂卫生、学校卫生、妇幼保健、家庭接生等。这里既是现代城市公共卫生的起源，也是协和医学院公共教学的实验现场，高年级的医学生和护士学生每年轮流到事务所实习一个月，从而将现代医学知识和社区群体保健、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在协和的学生中，兰安生发现陈志潜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心怀悲悯、乐于奉献，非常适合从事公共卫生事业。

60多年后，陈志潜在自传中写道：“兰安生的远见卓识、原创思想、百折不挠的务实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从师生到同事，他一直在关键时刻给我忠告和指导，我们成为终身朋友。”

1930年左右，南京晓庄医生陈志潜

1927年3月15日，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旨在培养有社会改造精神的新型乡村教师，他的教育理念是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陈志潜深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激励，学生时代即在《丙寅医学周刊》上撰文介绍晓庄师范学校的乡村教育运动，也将乡村教育视为向农民传播现代医学卫生知识的途径。

1929年夏，临近毕业的陈志潜踌躇满志，计划在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助理住院医生。与兰安生的一席长谈，改变了他一生的志业。

兰安生跟陈志潜说：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临森林里一棵棵树，哪棵树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临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

陈志潜决定追随兰安生，从事公共卫生的研究和实践。

在兰安生的推荐下，陈志潜和新婚妻子王文瑾离开北平，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报到，担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乡村卫生实验区主任。在晓庄调查一周后，陈志潜向陶行知提出三点想法并获得支持：第一，围绕饮水、厕所、个人、家庭卫生，开展基本卫生条件治病；第二，开展预防接种，第三是开设卫生教育课程。

陈志潜为学校编写出版了《卫生教育讲义》、给农民上夜校课，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实验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开设了 “夫妻卫生所”，自己当 “乡村医生”，妻子当 “乡村护士”，为农民预防接种、防病治疗。

他回忆说，从晓庄执教及开设卫生所起，就将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卫生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矢志不渝。

1934年，陈志潜（左一）和家人在河北定县家中。

工作不到一年，1930年4月，晓庄师范学校被政府查封。这年夏天，经兰安生推荐，陈志潜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1931年获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他同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健康教育学。后来，他到德国德累斯顿健康教育中心进修。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发生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国难当头，陈志潜于1931年底回国。

1932年初，还是经兰安生介绍，他接受了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邀请，出任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实验区卫生教育部主任，同时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指导医学生和护理专业学生到农村实习。

定县位于北京城北面约160公里，50多年后，陈志潜仍清楚记得从北京到定县的情形：1932年1月16日，他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同事一道从北京西站乘坐火车出发，经过12个小时的颠簸，换乘骡车抵达目的地。

从此，这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换上棉袍骑着毛驴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探索中国公共卫生之路。

早在1929年还是医学生时，陈志潜曾在协和医学院听过教育家晏阳初（1893-1990）的演讲，对他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历史和思想有一定了解。

晏阳初也来自四川，1918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华工志愿服务；1920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回国，献身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1926年他和同事选择定县翟城村推行乡村教育计划，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 “愚、贫、弱、私”，提出以识字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疗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采取、夜校、社会三种方式结合，帮助改善农民的知识、生产和健康状况以及公民意识。

第一位到定县工作的协和医学院博士是1925年毕业的姚寻源。在乡村健康建设方面，晏阳初寻求兰安生和协和医学院的帮助。1928年，经兰安生推荐，姚寻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乡村健康部第一任主任。两年间，在纽约米尔班克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在定县城乡建立了一所医院和几家诊所。1930年，他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

陈志潜则是第二位。他到定县后，和在当地做调查社会研究的金陵大学小组合作，弄清当地情况，并根据在南京晓庄的经验，选择13个村庄作为试验，将自己酝酿已久的农村保健体系付诸实践，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让贫穷农村社区享受现代医疗保健服务的三级模式，即由村保健员、乡保健所、县保健院组成。

村保健员的任务是从事预防疾病的宣传、种痘、井水消毒、改良厕所等，同时对村里出生、死亡情况进行登记，对需要医生诊治的病人及时转诊到区保健所；区（乡）保健所所有医学院毕业的医生，除每天出门诊，还兼管全区的预防工作和村保健员的管理；县保健院主持全县预防工作，医护人员均受过现代医学训练。

陈志潜创立的中国农村三级保健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健康水平，它解决的是一个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问题，以社区健康和疾病预防为重点，被称为 “定县模式”，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在内的许多国际卫生专家前来实地考察，民国政府卫生署在1934年底决定向全国推广定县模式。1950年，新中国政府采纳定县经验，全国普遍开展农村卫生建设，1958年建立全国性乡村卫生保健系统。

1978年，陈志潜提出的村乡县 “三级医疗保健体制”，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作为 “初级卫生保健” 基本模式，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推广。

1990年代初，联合国儿童紧急基金会执行格兰特博士（james p. grant，1922-1995）对陈志潜说：“由于您在1930年代时首创的基层卫生保健的基本概念，使今天千百万人得以生存，使全民受益于有组织的卫生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的革命思想，是您在本世纪在此星球上的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格兰特博士是兰安生的儿子，1922年出生在北京，1980-1995年出任联合国儿童紧急基金会执行主任。

1933年，陈志潜著作：科学医学在定县的应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定县乡村工作被迫结束，陈志潜回到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教授、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1938年5月，他秘密离开北京，南下长沙、贵阳，加入协和医学院林可胜教授（1897-1969）组织的中国红十字总会，加入抗日医疗救护。

1939年5月，四川省政府邀请陈志潜组织家乡战时救护。他离开贵阳回到阔别18年的成都，出任四川省卫生处处长、华西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授、战时医疗救济负责人。

1940年代，陈志潜（前排左一）和中央医学院同事

当时的四川成都，尚无公共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只有教会办的仁济、存仁等医院。1938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合作，成立 “三大学联合医院”，即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前身，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1893-1974）任联合医院院长。

从零起步建设四川建公共卫生事业，陈志潜的启动经费只有3000大洋，没有设备、办公室和人员。他先和华西坝 “三大学联合医院” 合作，组成战时医疗救济队，全力以赴地工作。直到1941年初，他才抽出时间，组织医学生和护士到四川农村进行6个月的田野培训，在成都西边的温江县建立了一个农村试验区，既服务于社区又服务于教学培训，协和医学院1926年毕业生李廷安（1898-1948）任试验区的区长。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成都设立空军基地，并加设防空设备，日军对成都的空袭逐渐减少直至停止。陈志潜从战时救护工作中抽身出来，着手建设四川省公共卫生体系。

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陈志潜任四川省卫生处处长六年。这期间，他领导创立了四川省传染病医院、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建立起护士、助产士公共卫生人员培训中心，并在四川省内80个县成立了县卫生院，不仅为四川人民提供了医疗服务，而且为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救护做出杰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陈志潜的协调下，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从北京撤退到成都，成为华西坝五大学一员。1945年，协和医学院复校，陈志潜当选医学院董事，赴美国考察战后的公共卫生教育。

1946年，陈志潜出任四川省立医院第一任院长。四川省立医院是今日四川省医院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1941年8月三大学联合医院协议期满，四川省卫生处和中央大学医学院商量并报四川省政府批准，决定由四川省政府与中央大学共同筹办一所公立医院，作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戚寿南在1941-1946年间出任院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回南京，该医院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

1947年初，陈志潜受命在国立重庆大学创办一所国家级水平的医学院，当时社会动荡不安、通货膨胀严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建成医学院并出任院长、公共卫生教授。

1949年是家国命运的分水岭，林可胜、晏阳初等选择到美国；11月30日，重庆解放，陈志潜选择留下建设新中国。

1981年，两位乡村发展同事、四川同乡陈志潜（左）和晏阳初（右）在菲律宾久别重逢。

1953年夏，重庆大学医学院第一届医学生毕业。这一年，因国家实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重庆大学医学院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 “四川医学院”，陈志潜回到成都，出任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直到2000年以97岁高龄辞世。

1950年代，我国的卫生管理体制受苏联公共卫生教育模式影响，在农村基层保健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预防”与“治疗”分离、保健人员所受医学训练不足、公共卫生学科窄化等情况。陈志潜因直言不讳提出建议，1957年被划为 “右派”，文革中被隔离审查。

2001年，华西医学院陈芙君教授在《缅怀父亲陈志潜》的文章中写道：“父亲一生受过许多波折，受到过多次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气馁，没有什么事能阻止他为社会、为人群健康服务的决心。他时常告诫我们说 ‘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活着就要自己问心无愧。’ ”

1979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76岁的陈志潜应邀赴北京，参加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教育研讨会，并接受卫生部派遣，赴美国和加拿大调研医学院教学课程和模式。

这是陈志潜1946年以协和医学院董事身份赴美国考察后，33年来再次出国。他访问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和医学院、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等。他发现在这些医学院里，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没有受到应用的重视，教学中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分离。唯一例外的的是，他看见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强调医学生的群体健康教学。他写道： 

我遗憾地发现，在我访问的医学院中，我没有看见公共卫生系的力量如半个多世纪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兰安生时代。

这一次的考察，陈志潜为我国七所高校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每年（1981-1989）资助40多名教师赴美进修。

1985年，82岁的陈志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并写下自己一生学医、农村卫生工作、科研和教学的经历。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邀请汉学专家 frederica m.bunge 和陈志潜合作，于1989年出版陈志潜英文版传记《医学在中国农村——我的个人回忆》。

陈志潜写道：

我本人的工作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有待时间作出判断，我一生中的业务影响有盛有衰。1980年代中期，对我的工作的重视仍在继续，而我只希望我的工作迟早对我所热爱的人民的社会福利会有所贡献。尽管有许多起伏，我以仍能履行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感到高兴。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要以 “自力更生” 为借口，让知识界与世界隔绝。

针对国内医学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分离，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仍然以预防医学专业为主、缺乏临床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培训等问题，陈志潜早在1950年代和1980年已经指出：地方卫生工作者的培训，应努力提高和制定一致标准，以及策划有公共卫生理念的医学生……对公共卫生在校生的医学教育，重点应放在现场工作上。公共卫生专家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农村卫生工作者在开始专业化培训前应具有充分的各科医学基础。                                      

兰安生家族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奉献，也延续至第四代。贝蒂·格兰特·奥斯汀（betty grant austin，1920-2006）是兰安生的女儿，1998年在加州大学伯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创建奖学金项目—— “陈志潜学者”（c.c. chen scholars），鼓励杰出的毕业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导事业。2006年，贝蒂去世后，她的家人将贝蒂纪念基金捐赠给 “陈志潜学者” 项目。    

2020年8月17日，北京协和医学院召开 “陈志潜口述史” 工作会议，陈芙君在会上分享了将父亲录音资料整理成文的感受，她说，我想陈先生一定希望看到他的母校协和医学院能继续秉承为国服务的宗旨，培养出更多高瞻远瞩、聪明睿智、脚踏实地、具有创造性、赶超前人的人才。

1980年代，陈志潜在回顾自己的工作时写道：或许对我一生在中国农村卫生发展方面的这些反映，能得出的公正结论是：任何新的、进步的、和有深远影响的见解，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1998年9月10日 ，95岁的陈志潜为自己在1926年在《丙寅医学周刊》上写文章题字：二十年代，五四、五卅运动影响下，知识分子大多关心国家大事等，七青年作为医学院学生也在大公报附刊刊发医学半月刊，发表长文对我国学生事业学友寄予希望，此系该绍语。

1926年，作为协和医学院医学生、《丙寅医学周刊》主编，23岁的陈志潜在发刊词中写道：今日之医学范围甚广，不限于治疗，亦不限制于预防。言治疗而不讲预防者非今日医学之也；言预防而鄙视治疗，亦非今日之医学也。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今天，如何培养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医学人才、“防” 与 “治” 分离问题、建立现代社区医学保健体制，是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正如先贤所言：“民为邦之本，本固邦宁”。

第三稿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10：00am  

 制版编辑 | 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