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只要经济发展了，性别不平等就会消失吗？-凯发k8一触即发

前些天在超市排队付款时，身前有两个小学生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延禧攻略》剧情。这令我不禁回想那些在我的童年时代曾热播过的电视剧。其中一部让我印象很深刻，名叫《女人不是月亮》。与时下正红的描绘若干嫔妃为了争抢同一个男人的宠爱而尔虞我诈的宫斗剧不同，《女人不是月亮》讲诉的是一个农村女性如何靠自身努力去一步步实现其职业理想的故事。

我至今还记得这部首映于1993年的电视剧的大结局：当女主角扣儿得知其男友在背地里暗箱操作模特大赛、帮助她得奖，她便选择离开了他，去另一个城市发展。

《女人不是月亮》主题曲里的几句歌词，我至今仍能哼出——

女人不是天上那轮月

女人不是瓶里那束花

女人不是笼中那只鸟

女人不是墙头挂的画

在人均gdp相较25年前增长了近20倍的今天，银屏上走红的再也不是《女人不是月亮》和《外来妹》这类讲述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题材。这让我忽然感到一丝困惑：经济发展真的会让女性更独立、更自由吗？当然，时下正红的一些剧集也在讲述大女主的故事，但若细究其情节，会发现女主角的命运发展没有摆脱对于男性的传统依赖。

现有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能让女性更平等地获得人力资本，能让女性更多参与到家庭、社区乃至政府的决策过程中。经济发展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还比较复杂，我之后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地给大家介绍。简单地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影响渠道：

另一方面，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一个性别极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或许会因不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而不能从事最能发挥其天赋的工作。按照经济学理论，这种“天赋错配”将降低经济效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这意味着，经济体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贫困陷阱”中去：性别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经济停滞又让女性地位难以得到改善，于是性别不平等继续阻碍经济增长。在这种时候，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去减少“天赋错配”，让社会进入到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相互促进的良性循坏中去。

经济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这不仅是学者们关心的研究话题，也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加以考量的前提。比方说，如果性别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变弱乃至彻底消亡，那么政府只需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待到收入水平提高了，性别不平等就会像那照到了阳光的晨雾，自然而然地消解。

事实上，有些人用这一观念去劝诫那些认为政府应当对性别不平等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再耐心点，等有一天经济发展起来了，都会变好的”。但是，这个观念正确吗？

是否只要让这种良性循环开始运转，所有性别不平等问题就会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吗？还是说，经济发展只影响一些特定维度上的性别不平等，但在其他一些维度上，是文化和观念这些非经济因素仍在主导呢？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seema jayachandran 在201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用跨国数据展示了人均gdp与不同维度的性别平等之间的相关性。虽然这些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效应，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一张图展示的是各国人均gdp和男女高等院校入学率比值之间的关系（红圈为中国、印度，橙圈和黄圈分别为美洲和欧洲国家，绿圈为中东、北非国家，蓝圈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总的来说，高收入国家的比值明显要比低收入国家的要小。特别是，在人均gdp高于10000美金后，这一比值的下降趋势放缓并总体上小于1。也就是说，随着人均gdp增加，女性读大学的概率将逐渐赶上男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甚至还会超过男性。至于为什么在中高收入国家女性大学入学率会普遍要更高，这是另一个有趣的研究话题，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女性的预期寿命天然地要比男性更长。但如上图所示，这种优势在低收入国家比在高收入国家要弱。这一负相关趋势主要是由图中左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中，hiv和艾滋病是年轻人的重要死因之一，且其对于女性预期寿命的负面影响要明显更甚。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中国的红色圆圈位于拟合直线的上方。这即是说，相较于收入相似的其他国家，中国女性在预期寿命上的优势更小。这部分地与中国社会中的“重男轻女”习俗有关，女孩在婴幼年获得的营养和医疗要少于男孩。比如就有研究发现，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5岁以下女童的死亡率是高于同龄男童的。

seema jayachandran 教授的研究没有发现男女劳动参与率的比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线性关联。哈佛大学 claudia goldin 的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先下降后上升的。理论上讲，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要较之其对于教育的影响更为复杂。经济发展会给家庭同时带来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收入效应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提高了整体工资水平，使得只要丈夫一方去工作即可养活家庭。从替代效应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更多地提高了女性的人力资本，使得妻子去参与就业的经济回报也相对上升了。

回到我们文章最初的问题——只要经济发展了，性别不平等就会消失吗？跨国比较的结果给出一个略带悲观倾向的答案。

一方面，性别不平等包含很多维度，经济发展或许只在某些特定维度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在教育方面，相比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存在更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但在劳动参与率方面，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并没有明显差别。

另一方面，即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两个国家，在性别不平等指标上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别，这在预期寿命比值那张图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加剧性别不平等。比如，宾大社会学家 emily hannum 就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性别平等的进程不仅没有加速，反而是暂时减缓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和常识相悖的怪论。但试想如下情境：当改革提高了子女教育的经济回报但家庭的财富还比较有限，有的父母可能就会让女儿早些离开学校去挣钱，以支持她的兄弟获得更多的教育。在那些有很强“养儿防老”文化传统的社区里，这种让女儿做出牺牲的行为通常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变迁和提供政策建议，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发展会改变家庭财富、改变工资水平和改变女性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家庭的行为会因这些变化而发生调整。但是，许多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变化的因素，诸如制度、文化和社会规范，仍在决定女性的地位和机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在理解性别不平等时，研究者不可忽视每个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特征。类似地，在应对性别不平等时，决策者也不能期待 “一劳永逸”的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duflo, esther.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 no. 4 (2012): 1051-79.

goldin, claudia. “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w4707, (1996).

hannum, emily. "market transition,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rural china: new evidence on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graphy 42, no. 2 (2005): 275-299.

hsieh, chang-tai, erik hurst, charles i. jones, and peter j. klenow.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us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8693 (2013).

jayachandran, seema. "the root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 no. 1 (2015): 63-88.

sawyer, cheryl chriss. "child mortality estimation: estimating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hood mortality since the 1970s." plos medicine 9, no. 8 (2012): e1001287.